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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第7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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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已经千年第148节 执政 当官想为民做主
执政 当官想为民做主 每朝每代都有皇上或政府。要这些家什干什么用?好皇上自然想皇恩浩荡惠泽百姓,好官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坏皇上坏官的话就不说了,免污了纸。 ⊙县太爷不许出县城 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尤其在近现代之前的长久岁月里,中国的政权力量只延伸到县一级,县以下的传统乡村只靠习俗与伦理来协调,国家很少干预。传统农村的主要关系只是地主和佃农,他们形成了一个个小团体,国家不大关心。 但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秦晖先生不这么看。 2200年前的秦朝,其国家的权力就实足惊人。虽只有2000万人口,却北筑长城发去40万人,南守五岭屯兵50万人,修建始皇陵和阿房宫各用(也有说共用)70余万人,还有那工程浩大的驰道网,规模惊人的徐福船队——这哪里是国家权力只达到县所能实现的?秦汉有乡亭里,北朝有邻里党,北宋王安石有保甲法,这些就是政权基层组织。 600多年前的明朝,朱姓皇帝大概很想有所作为,很想为民、当然更想为自己做主,于是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并建立庞大的特务组织到处盯着人们的活动,甚至明令县太爷不许出县城溜达。朱皇上的施政方针不是着眼于促进发展,以增加社会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而低效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 朱皇上的做派正应了老百姓的话:没有金刚钻,甭揽瓷器活。这也有点像20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割资本主义尾巴,绑能人的手脚,做这些事时还打着革命的旗号。 历史学家黄仁宇有一段评论:“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的统一,因之上下之间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按现在的解释,这些话的意思是说机制不健全,偏还要为大家做主,于是只好人治。 这话像是在解释为什么朱姓皇上谨慎和保守。也像是在阐述宋朝宰相王安石之所以不能成功,实在是没个金钢钻,少两把刷子。 戊戌变法是另一个想为民做主却少两把刷子的例子。从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103天颁发了200多件诏令与批示,宣称要改革政府组织,编制预算,军队现代化,教育向世界转轨,等等。如此一声令下,中国立马现代化。但今人看来,这想法天真大了。 ⊙地主率佃农造国家的反 但当政者还是想做事,做大事。秦晖先生说:秦末大乱正是朝廷集中全国大部分人力物力搞基建所引起的,隋末和元末也有类似原因。1900多年前的新莽王朝实行了非常严厉的“计划经济”,尽其所能集中全国财力,虽只有14年的国龄,到其别世时,仅集中在王莽宫中的库藏黄金就有70万斤之巨,其数量据说与当时整个罗马帝国的黄金拥有量相当。 72年前蒋介石进入上海,一边打仗一边压迫着经济为自己服务。这虽然也是当政者干预经济,但那已不是一般的行政干预,而是战争状态下的非理性干预,是行政干预之极端。 秦晖先生进一步发现,传统中国乡村的主要矛盾不是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而是对着当政者的。历代“农民战争”不仅极少提出土地要求,甚至连抗租减租都没有提出,却经常喊出口号“迎闯王,不纳粮”,“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还有地主率领佃农造国家的反的场面。不信去看看《水浒》。 这当然是一家之说。细想与传统理论也还是有可沟通之处:历代统治者都代表富人的利益,穷人不干了,打身边的富人不如直接找富人的头儿算账更爽——一笑。但从中也可以看出,虽然中国国土广大,虽然科技不发达,但国家的干预能力还是直接间接地深入到每个角落,于是角落里的农人也要跳着脚不远万里去找头儿理论。 ⊙政府干预多少适度 共产党人也积极干预经济。特别是建国后和大跃进,平抑物价,公私合营,搞人民公社。但中国共产党人与历代统治者不同,他们是想为人民做主,太想做主了,连今天中午做什么饭、吃什么菜、几点开饭、在哪儿就餐都想替大家做主。 把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和观念自然而然地带入建国后的经济建设,对开国头两年的混乱局面,快刀斩乱麻还真有作用,但往后,这种战时体制和观念顺理成章地形成了经济制度,得出的结果就不那么经济了。 美国人是很散漫的,走了160年的自由经济后,到了20世纪30年代,遇到了全球性经济危机,有点像2000年前后的中国:市场萧条,东西卖不出去。当时的罗斯福总统小心翼翼地把国家手段伸向经济,用财政力量修公路,建机场,解决就业,刺激消费。当时许多美国人批评罗斯福,竭力捍卫美国经济的自由和散漫。他们认为,这不仅是公民的权利,更是社会发展的最佳方式。 时至今日,美国已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国家的干预力已远远超过罗斯福时代,比如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就时不时想调理一下股市。但美国政府的干预行动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背后有公众和国会盯着,末了还有司法的裁决。 相反,美国当政者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监督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不仅自己不过界干预经济,还得防止别人坐大犯乱。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先生就遇到麻烦,官方怀疑他想垄断,琢磨着肢解微软。 国家干预到底多少适度?30年的经历促使中国人改变道路,国家行政形象日益隐没,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20年的改革开放令人瞩目——从所谓高级的经济形态向低级经济形态回归,此路确是前所未有。 ⊙朱镕基掉了5斤肉 政府后退了,接下来的担忧就是行政汲取能力的下降。1978~1995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近31%跌至不到11%。 这是进步还是退步?对中国社会有利还是不利? 学者王绍光认为,在以谈判为特征的财政体制中,地方政府以信息优势帮助它在与中央政府为收入分成办法讨价还价时占有有利地位。中国税收管理自下而上分成的做法进一步加强了地方政府讨价还价的力量,地方收入增加远远快于中央收入的增长。 1994年8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引用苏东坡名言“犯其至难,图其至远”来形容经济改革,他说:“中国经济改革不从难处着手,就不能再前进。”他表示,分税制的要点是中央收中央的税,地方收地方的税,过去中央占28%,经济改革后,富了一些省份,穷了中央。财税改革的目标就是中央占60%,以帮助穷省份。“我是一个省一个省去谈,结果自己掉了5斤肉。” 如果财富更多地从中央政府手里转到地方政府而不是公众手里,怎么办? 历史背景 【人物】王安石的脑袋如何能拖起他的身子? 不论是千年前的宋朝,还是千年后的今天,对于王安石,真个褒贬不一。惟一让大家统一的感叹是:在那样一个积弱的时代,怎地就能冒出个王安石,怎地王安石的幽灵散而复聚死而复生,虽死犹生虽生却又难以让他老人家开怀大笑——直至今日,王安石遇到的问题,仍然困扰着今人。 王安石是1069年当的宰相,一朝权在手,便把法来变。王安石新政可简略概括为10项。 天王老子也不能胡吃海塞滥花,于是要建立预算制度,并且建立了相应机构,王安石亲自督阵,据说一下子每年就替国家节省开支40%。不知道当时具体执行得如何,预算是不是说突破就突破,王安石硬顶着不让突破皇上批来条子怎么办?虽不知古,但尚知今:今天的制度健全了许多,有党委、人大、计委、财政、税务诸多部门联合作战,但这预算还不敢说一是一,二是二。此其一。 建立政府储蓄粮食制度,用政府行为调剂丰歉,在各地首府设立专用仓库,丰收时大量收购,歉年就不必让百姓挨饿骂娘。今天也有政府粮仓,存在的问题可能也是一样的:如何逮住粮耗子?如何减少粮食在计划与市场两个不同体系运转过程中的损耗?此其二。 农民急得揭不开锅的时候多是在青黄不接之际。王安石下令政府贷款给农民,收取低于市场的利息,收获之后再还。因为这项贷款是用田里的青苗作信用保证的,所以被后人称为“青苗法”。如今的各种贷款可就多了,买房买车买电脑都可以贷款。只是贷的都是商业银行的钱。但细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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