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许多人对宋雨平时的印象就是“不是好孩子”，对宋雨的家庭也颇有微辞。而在学校，宋雨同学回忆， 老师曾经公开批评宋雨“早晚得出事”。 据称，与宋雨同案的张某，家长也是吸毒者，家庭遭遇也相似。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8月27日对蓝极速网吧放火案做出一审判决，以放火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刘某某、宋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人张某（女）有期徒刑12年。因3人在犯罪时均未成年，因此依法对他们从轻处罚。另有参与实施放火的张某（男，13岁）因不满14周岁，未追究刑事责任，已于6月28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收容教养。 蓝极速网吧事件后，北京市立即关闭全市所有网吧，引来议论纷纷。 有人认为：未成年人缺乏自制力，禁止“未成年人进网吧”，是一种断然措施，也是无奈之举。但是，必须明白一个原则，就是国家规定的是未成年人禁止进入网吧，而并不是禁止未成年人接触网络，世界潮流不能与他们擦肩而过，不能因为网吧出了问题就因噎废食。 有文章认为，封杀型执法有悖于程序正义的行政法治理念。从行政法治的原理讲，政府部门做出对影响公民和法人利益的重大行政决定之前，原则上应当事先以召开论证会的形式听取和吸纳社会各界，尤其是相关利益关系方的意见、建议以及申辩。然而，凡政府主管部门对网吧、迪厅、录像厅等行业发出的封杀令，几乎都是主管部门未经公开听证的一意孤行。 文章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而不是管制经济，网吧业以及娱乐场所都是市场化运作经营的产业，属于典型的“市场之子”。封杀型执法可能戕害公民和法人的正当权利。在程序正义理念缺席和司法救济机制虚设的背景下，脆弱的私利往往可能沦为公权力以法律的名义“阳谋”的对象。从法律的角度讲，到网吧上网乃是公民享受宪法保障的表达自由和休息权等正当权利的具体体现和具体路径，对网吧的一律封杀显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侵犯或窒息公民正当的权利。 《经济观察报》记者分析报道：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现有网吧2400余家，而其中同时具有文化、公安、工商三部门审批核发三证的合法经营者不足200家。当某个行业的游戏规则遭到绝大多数企业的摒弃时，稍有理性的人都会说这个游戏规则有问题——这就不奇怪有业内人士将黑网吧高比例泛滥归罪于网吧行业游戏规则的不合理与不完善——层层的审批程序，无数的限制条件，这一切都极大地提高了合法经营网吧的行业准入门槛。 《经济观察报》记者接着分析道：在成熟的市场社会，有利可图的事情就会有理性的经济人去做，这是常识。当经营网吧的前景似乎一片光明，而行业准入又成为绝大多数业主无法接受甚至无法逾越的壁垒时，他们会怎么做？他们当然会急不可待地受市场时机的驱使和巨大利润的诱惑，绕过巍峨的政策大门，非法进入这片水草肥美的公地。也正是因为非法经营，时时在担着被查处被罚款的风险，这些黑网吧的业主经营方式与风格几乎无一例外地体现着捞一票就跑的心态，成本的最小投入与利润最大榨取使他们的嘴脸变得穷凶极恶。
2002大盘点第114节 八块钱毒倒满街人
2002年 八块钱毒倒满街人 9月14日是个星期六，住在离南京城28公里的汤山镇的张为民一大早要去买菜，6点半他在自己房东家吃了些早点。出门一看，一个人躺在他门口，不停抽筋，口吐白沫。有人马上把他送到医院去，他这才知道镇上有人中毒了，但是没想到有那么多人。吃过早饭后，他返身又看到一个人托着一个中年男人拼命地替他抚摩胸口。到了8点来钟，中毒的人越来越多。他说：“差不多这边躺一个，那边躺一个，非常惨。” 南京城炸了，北京震惊了，这就是汤山投毒事件。 投毒者陈正平生于1971年，南京江北的浦口人。因生意上的竞争，而与同做早点生意的正武面食店的老板产生矛盾，遂从街头的地摊上花8元钱买了几包毒老鼠的毒鼠强，掺到正武面食店做早点的原料中，制造了这幕死亡42人的惨剧。 9月14日投毒那天直到上午10点，仍有人看到陈正平在街上观望。在公安清查了周围店铺后，陈正平走到门面房房东那儿，平静地说：“听说陈宗武烧饼有毒，公安收了大饼摊。这几天也做不成生意，我回家去了，你给我个电话，水电费过几天给你。”房东事后回忆：“我当时心里很慌，没想到他倒比我还镇静。” 9月15日凌晨2时40分，由洛阳客运分公司担当的上海开往洛阳的1659次列车在徐州车站即将开车，列车乘警长崔万鸿接到紧急通知：投毒犯罪嫌疑人陈正平可能乘坐1659次列车逃逸。列车乘务人员组织拉网式排查。4时50分，12号硬卧车厢1号有一名男旅客侧着身子朝里酣然入睡，崔万鸿发现这人正是要查找的涉案人。不等他反应过来，崔万鸿一个虎扑将陈扑在铺位上。 陈正平已被处死。 类似原因的投毒案还有几起：4月2日江西九江发生连环投毒案，案犯认为社会上的人瞧不起自己，要别人知道他的厉害；广东韶关仁化的投毒案是案犯与丈夫吵架后要把事情搞大，就在校内的食堂投毒…… 《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指出，社会的急剧变化，所造成的人类最大的危机，乃是在人的心灵上丧失了三种东西，那就是共识、秩序和意义。因为缺乏共识，产生许多误会和冲突，引发彼此的疏离和仇恨；由于缺乏秩序，显得无规范，无纪律，似乎伦理和组织都失去了应有的功能；加上缺乏意义，使得生活没有目标，人生迷失了方向。人间失去了彼此的信任，人际关系变得紧张，由紧张引起人心灵的封闭，而封闭的心灵受到了刺激，就会引发某些人对整个群体的仇恨，这也是系列投毒案更深层的原因。经济也许得到了巨大发展，可是人们之间的信任、理解和包容却相对滞后。 9月30日傍晚，在贵州省台江县南庄村，孩子们像往常一样在户外玩耍，等待着父母回家。这时，村民张这满出现在村口的小卖部前，小卖部的主人当时外出。张这满看着闹哄哄的小孩们，开始轻轻地点起人数来，：1、2、3、4…… 6时40分，张吐了点口水在手心上，用力搓了搓，扭头走回距小店有30步的家。6时50分，张这满提着一把磨得锃亮的斧子走出家门，径直走向玩耍的儿童。“扑、扑”两声闷响，张这满手提斧头，砍向两个蹲在地上的小孩的后颈。另两个吓得呆若木鸡，张这满前跨一步，又是几斧，两个小孩又倒在血泊之中…… 在接下来的15分钟里，张这满共砍死7个4～10岁的儿童，砍伤6位成年人。 张这满的动机是什么？人们几乎找不到。 在当地村民的眼中，张这满神志正常，只是个话语不多、不合群的青年；警方在庆功请功之余，表达出同样的困惑，他们也提出过无数的假设，但没人知道张杀人的理由。 张这满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从小就不爱说话，成绩也不行，念到四年级便没法再读下去了。1996年春节刚过，张这满曾同村里的年轻人一起，到广东打工。一年后，揣着七八百元钱的张这满回到了村中。村民说，从广东回来后，张这满的嘴更像是上了把锁。平时惟一干的农活，只是帮家里把牛赶上山而已。 张的哥哥与弟弟也很少说话，总是听到弟弟在抱怨，“他老说自己没得本事，搞不到钱，没人瞧得起……” 民警曾经试图在张这满长期居住的阁楼里发现线索，但除了一床棉被和一杆钓鱼竿外，一无所获。在大家的眼里，张这满与村里人从来没有过任何争执，他就像村头的一块石头，大家好像忘了这个人的存在。 事发后，当地政府给了受伤者为数不多的补偿金，死亡赔偿每人1200元，让张这满家属赔偿，但张的父母无钱赔偿。张家1头价值1300元的水牯牛、3头价值1000元的猪、4000斤价值2000元的稻谷及价值3000余元的建房木材均被死者家属掳去。对此，张家父母没有怨言。 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罗大华认为：张这满的犯罪看似没有动机，实际上是一种潜意识中报复社会的动机。他有心理障碍，没有道德观念，没有罪恶感，情感冷漠，这是一种反社会的人格特征，长期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容易自杀，也可能在外界的剌激下变得狂躁。张这满同村里人到广东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