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庵文集续编》，载《王国维遗书》第五册）根据他所揭橥的这一主张，王国
维列举了“此二三十年发见之材料并学者研究之结果”，计有五项：（一）
殷虚甲骨文字，（二）敦煌塞上及西域之简牍，（三）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
人所书卷轴，（四）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五）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
陈寅恪则专就敦煌发见的材料立说，以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
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
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
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垣
敦煌劫余录序》，载《金明馆丛稿初编》）
上述两段话都是本世纪初一二十年间说的，他们根据当时地下发掘的新
材料，运用于研究中去，在各自的领域内作出新的开拓。王、陈二位都是他
们领域中的大师，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能不囿于旧的书面材料，勇于接
受地下发现所得，确非“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日而喻。在当时的学术界，
他们确是走在前列的。但他们对学术新潮流起因的解释，有一定的片面性。
他们还是较侧重于文献材料，以为有新资料才能有新学问，而不大注意于社
会变革对于学术思想的重大影响。这是前贤所受时代的局限，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看来，新学问、新潮流之起，恐怕在许多情况下，还是社会原因，是社
会生活出现的新变化，引起思想界，从而在学术界，促进对旧学问的冲击和
改造，新学问的兴起和繁荣。这倒是“古今学术史之通义”。
就以近些年来的“文化热”来说，在此之前，学术界似乎并没有发现什
么特别的新材料，如同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安阳甲骨、敦煌卷轴那样震惊
于中外。有的，则是在中国广大城乡出现的，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的全面
改革。这是一项深刻的社会变革，它所触及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广
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们的生
活方式、思想观念、心理结构，都处在变化和前进之中。经济、政治体制的
变革，必然促使人们对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念的审视，加深对目前正在兴起
的一些新的文化观念的思考。可见，80 年代的中国“文化热”是有其深厚的
现实生活的土壤的，这是这门新学问获得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如果要说新
材料的话，那末变革中的中国社会，就是任何地下发掘也无从比拟的丰富而
深刻的新材料，那是研究者所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即使传统的书面文献
资料，处于今日的文化研究的整个系统中，也将会以新的面貌为研究者所利
用。
从当前中国的情况来看，文化的研究，似乎还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
与改革的实践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的研讨，一类即是史的研究。这两大类互
有关连，各有其研究对象。我们固然需要进行宏观的理论体系的研究和讨论，
但不能长时间停留在这一步，为了研究的深入，必须把对象相对稳定，范围
适当缩小，尤其是对文化史来说，似更应如此。
现在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这套“浙江文化研究丛书”，我以为是
虽稍偏重于史的研究，但又能从传统文化的研究来观照现实问题；同时，又
能立足于本省，从地域文化研究出发，进一步丰富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研究的
内容。这一设想是有开创性的，必将获得新的开展和成功。而作为这套丛书
的第一种《浙江十大文化名人》，为在浙江历史上产生过的、对整个中国文
化作出杰出贡献的代表人物立传，由此反映浙江文化的某种程度的连续性，
以及它在历史上的成就，其选题也是十分合适的。承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好意，
要我为这部著作写一序言，我却觉得未必合适。因为本书的作者都是各自学
科的专家，他们撰写的这十篇传记，大都从他们原有深厚的蓄积中提炼而成，
有不少还在原有著作的基础上作了新的补充和修订，使立说更为扎实，见解
更为宏通。而我对这些方面却缺乏专门研究，除了乡籍也是浙江之外，确没
有资格为本书作序的。我只不过在中华书局这一古籍整理出版的机构中做过
若干年工作，由于工作关系，倒不局限于某一学科，特别是国务院古籍整理
规划小组重新建立以来，因为工作的需要，较为广泛地接触到文学、历史、
哲学，以及语言文字等学科领域，多少了解一些情况。也可以说是同行，我
对浙江人民出版社的眼光与魄力表示歆羡，同时对于他们把开创勇气与求实
作风相结合，踏踏实实地把文化研究真正当作一项事业来做，而不是追求一
种时髦，也是深感钦佩的。因此不揣浅陋，冒佛头着粪之大不韪，写了这篇
序，但我想还是难以副出版社同志的殷望的。
浙江的经济和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就有相当的发展。良渚文化且不说，
70 年代在余姚河姆渡发现的一种崭新的文化遗存，后来命名为河姆渡文化，
差不多也可以是震惊中外的。建国以来的考古发现，表明浙江地区与中原地
区一样，都同样存在着灿烂的原始文化，应当构成中华民族古代文化发源地
的一部分。本书的十位文化名人传，更加有力地证明，浙江对于整个中国古
代文化作出了如何的贡献。文化名人的产生不是孤立的。时间流失了，具体
的历史进程逐渐模糊了，以至流传到现在的只是一些个人。但这些个人是历
史的产物，是历史的见证，尤其是一些杰出人物，从他们的著作和活动记载
中，是能较为充分反映他们的时代的。19 世纪法国著名的美学思想家丹纳说
过：“个人的特色是由社会生活决定的。艺术家创造的才能是以民族的活跃
的精力为比例的。”（《艺术哲学》，第三编《尼德兰的绘画》，傅雷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年1 月版）丹纳这里说的是画家，我觉得可以扩而充之
用于一切有才能的历史人物。历史文化名人的事迹，其背景是当时整个的历
史，是我们民族文化发展发达的历史。应当说，本书所写的十位人物，他们
的活动是有全国意义的，他们是有全国影响的人物，培养他们的是整个民族
的历史文化。因此，他们不只是浙江的“乡贤”。光是浙江的文化还不足以
承担得起他们的教养。但无论如何，他们是在浙江长大的，他们与浙江有着
先天的联系，这种联系对他们的全部活动和著述有着深潜的影响。这一点，
我们在鲁迅先生身上可以看得很明显。因此，我们可以说，通过这几位名人
的传记，可以看出我们浙江文化在历史上达到的程度。这一点，也应该促进
我们的学术工作者进一步去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特点。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一
个整体，但它是有许多各具特色的地区文化所组成和融汇而成的。不同地区
的文化各具不同的色彩，这就使得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多姿多彩。没有地方
特色，也就没有整体风格；不研究地区文化的特点，也不可能对整个民族的
传统文化作出准确的判断。黄河流域文化与长江流域文化不同，吴越文化与
楚文化也有不同。研究地区文化的特点，无疑将把我们的文化史研究引向深
入。有志者如从事于此，必将大有所获。
另外，我觉得，人物的研究还应当与社会的风尚习俗研究相结合。我们
现在看《清明上河图》，恐怕倒不在于观赏人物车马的笔法，而是神游于图
中那种细腻生动的社会生活和人民习俗。这幅图距现在已相隔千年，图中描
绘的生活与我们现在差不多已经完全两样了。但人们还是有兴趣观看，它的
魅力仍然存在，这个道理是很值得思考的。其中一条，可能是人民对自己生
活痕迹的怀念，这是一种深刻的感情。而风尚习俗则是构成生活痕迹的重要
部分。陆游的诗，写山阴的特别多，尤其是中年以后。我觉得，读他的这些
诗，总能使人感到浙江乡村的一种特有气质和风光。长久在本地生活的可能
不一定体会到，远在外地的人，时间稍久，读陆游的诗，那种特定环境的乡
思之情会油然而生。这就是陆诗的醇厚处，而这就与他的诗反映浙东地区的
社会习尚分不开的。研究文化名人，特别是研究作家，注意他们所表现和反
映人民生活的痕迹，将会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