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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后起的史学工作者，在1949 年以后，却并未继续他们的工作。无
论是研究历史或研究古典文学的人，在1949 年至“文革”前的一段长时期中，
所着重研讨的差不多都是大问题，而视资料的搜寻考订为琐屑饾饤。1978 年
以后，唐代文学研究呈全面繁荣局面，有几部理论研究的专著问世，为人瞩
目，同时又有更多的考证专书与论文，而这些考证之作，往往涉足文与史两
个领域，并不纯粹是文学研究，但从事于斯的差不多都是古典文学研究者，
几乎没有专业的史学研究者，这倒是近十年来唐代研究中值得思考的现象。
一门学问，越是发展，就越是要综合，要及时概括已有的成果，以便使
这些成果有效地传达给同行，使他们从已有的基点出发更向前沿伸，而不要
在原来的水平上重复已知的结论。正因为此，我在1982 年西安的全国唐代文
学学会成立的会议上，建议编印《唐代文学研究年鉴》，集合研究者的共同
努力，逐年把研究成果记录下来。这一建议为学会所接受，而《年鉴》遂主
要由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霍松林先生与我负责，从1982 年按年出版，现在已出
到1987 年。现在，汝煜同志与可先同志的这部《人名考》，其中一部分也是
做这方面的工作。他们把自清代迄今的有关唐代文史方面的学术论著逐一翻
检，广泛搜集已有的唐诗人名考订的成果。书前所列的《编号表》，就是他
们所搜得的以往成果的目录。可以看出，其中除少数为清人及陈、岑两位前
辈著作外，绝大部分是最近十年来的新著，而这些新著，大多数又出于中青
年学者之手。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唐代文学研究基础的深厚，也钦佩吴、胡
两同志为此付出辛勤的劳动。他们细心地把发表于各地报刊上的论文收集起
来，研究它们的论点，肯定它们的成果，吸收到考订中去，并一一加以注明。
这种求实的、充分尊重别人劳动的学风是我们学术文化中的优良传统。我们
多么需要这种造福于他人的踏踏实实的工作。
本书在积累已有成果的同时，还上溯唐宋时的众多史籍，独立进行研索。
据《前言》统计，书中共搜辑他人成果约3440 余人次，自己考出的人名约
3860 余人次，合起来总数约7300 余人次。这些考订，部分曾发表于《徐州
师院学报》，我已陆续拜读过，得益不少，有些问题也与作者讨论过。这次
又读了排印出来的部分校样，更感到这确是一部切实有用、使大家都会受益
的好书，也感到作者在治学态度上给人以不少启发之处。
书中不仅对众多的以行第、别称、官职、谥号相称的人物考出其本名，
而且也连带地指出《全唐诗》的错讹。如张九龄《和黄门卢侍御咏竹》，考
出侍御为侍郎之误；张说《节义太子杨妃挽歌二首》，考明节义为节愍之误。
凡有确凿根据的，作者并不依违两可，而是明确断定是非。如沈佺期《李员
外秦援宅观妓》，考订中引用《旧唐书·中宗纪》，《通鉴考异》引《纪闻》，
《通鉴》胡注引《旧唐书》，指出当时任补阙、考动员外郎者有李秦授，而
无李秦援；又引劳格《郎官考》所引《沈云卿集》之同一诗题，亦作李秦授，
又引《太平广记》等的记载，并参以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然后
作出“是李秦援为李秦授之误无疑”的明确的结论。另外有些地方，虽有旁
证，却未能达到确证程度者，作者并不遽下断语，而是仅指出可疑之点，示
人以继续研讨的余地。如张说《赠工部尚书冯公挽歌三首》，疑此冯公为冯
元常，据新旧《唐书》的《冯元常传》所载事迹与诗中所述相对勘，谓均相
合，但作者以为“唯其赠官工部尚书，史不载，俟考”。又如沈佺期《李舍
人山园送庞邵》，疑此李舍人为李峤，据《旧唐书》本传，峤曾由润州司马
诏入，转凤阁舍人，又引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李峤于神通三年闰10
月以凤阁舍人知天侍，则李峤曾任凤阁舍人是肯定的。但沈诗中仅称李舍人，
当时李姓任舍人之职者是否仅李峤一人，而舍人之职称除凤阁外还有其他，
故诗中之李舍人是否即为李峤、尚未可必，作者仍以“疑为”表明自己的意
向。我觉得这种审慎的态度是值得提倡的。近些年来，古典文学研究中考证
之风颇盛，这对于整个研究来说是有益的，但有些考证之作，所持的证据尚
不足，就以全称判断肯定是非，强为立说，誉为创见，这使我想起王国维为
容庚《金文编》所作序中的一段话，他说：
孔子曰“多闻阙义”，又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许叔重撰
《说文解字》，窃取此义，于文字之形声义有所不知者皆注云阙。至晋荀勖
寻写定《穆天子传》，于古文之不可识者，但如其字，以隶写之，犹此志也。
宋刘原父、杨南仲辈释古彝器，亦用此法。自王楚、王俅、薛尚功之书出，
每器必有释文，虽字之绝不可识者，亦必附会穿凿以释之，甚失古人阙义之
旨。王国维认为阙义之说，“盖为一切学问言”，这话是有道理的。搞考证，
其弊有时倒不在下不了结论，而是如王国维所说，虽“绝不可释者”，也“必
附会穿凿以释之”。我想，我们搞考证的人要尽力克服或避免这种毛病。
我还是想到了陶渊明的另一首诗：“人之所宝，尚或未珍。不有同爱，
云胡以亲？我求良友，实觏怀人。欢心孔洽，栋宇惟邻”（《答庞参军》）。
我与吴汝煜同志第一次见面，是1984 年冬在夏门，那时中华书局为组织编写
《中国文学家大辞典》，邀约部分专家学者，在厦门大学开会商议。我们时
常面对远方的水天一色，畅叙文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有共同的爱好和志趣。
但他在徐州，我在北京，除了几次参加学术会议，很少见面，比起陶诗所说
的“栋宇惟邻”来，相差实远。但书信是不断的，他给我的信总是那么谦逊、
周详。现在他积劳成疾，以后要编写这样的著作恐怕是很困难的了，什么时
候我又能为汝煜同志的新著作我所能作的一篇小序呢？默诵“我求良友，实
觏怀人”，我实已难以为言。
1990 年1 月27 日，庚午年初旦
注：该文是为呈汝煜、胡可先《全唐诗人名考》所作的序。
坎坷的经历与纯真的追求
我曾为吴汝煜、胡可先同志《全唐诗人名考》作序，现在，我又为陶敏
同志的这部《全唐诗人名考证》作序。为这两部性质相近而各有特色的著作
的出版，能尽我的一点微力，表达我对著者的钦佩之情和谢意，我觉得这是
我的荣幸。
吴、胡两位的《全唐诗人名考》约60 余万字，陶敏同志的《全唐诗人名
考证》80 余万字。它们都是有益于学林的好书，不过比较而言，前者以相当
的篇幅总括已有的成果，而以平实见长，后者则颇着眼于力破陈说，以独创
新见引人注目。我曾在好几处说过，在近代治唐史学者中，倾其主要精力用
于人物与史事考证的，创获最多，可资利用的成果也最丰硕的，要算岑仲勉
先生。我觉得，在目前，真正按照岑先生的治学格局走而心不旁鹜的，于中
青年学者中，一是复旦大学的陈尚君，再一位就是本书著者陶敏。陈尚君同
志曾以《全唐诗误收诗考》（《文史》第二十四辑）一文，使人们叹服其资
料掌握的广博和论析的精细，他的《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登
科记考补正》一系列唐代史料的辑补工作，使人们感到他的工夫的厚实。而
陶敏同志，则真正是沈潜于史料的海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不限于一
家一集，既广泛占有资料，又穷究史源，而其笔力所向，则集中于攻人物考
证，看来范围稍窄，却所获极精，也正因为拿出来的是精品，因而使人感到
内涵的深广。
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
例一：《全唐诗》卷七二三收有李洞《上灵州令狐相公》七绝一首：“征
蛮破虏汉功臣，提剑归来万里身。笑倚凌烟金柱看，形容憔悴老于真。”本
书认为唐末无以姓令狐为宰相而领灵州者，首句“征蛮破虏”云云，亦与灵
州不合。此诗《文苑英华》卷二六二题作《赠高仆射自安西赴阙》，云安西，
亦与“征蛮”不合，且安西自贞元三年陷蕃后唐朝廷即未曾除授官吏。经考
证，此处安西当作安南，而高仆射即为高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