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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思考和学术心态，而又苦于材料不多，且公之于世的又大多一般，因此
总是未敢贸然着笔。读了《最后二十年》，不敢说都解决了问题，但确比过
去了解得具体了。对陆键东同志的辛勤搜求之功，是应该表示谢意的。
我从1958 年起即在中华书局工作，《最后二十年》有几处提及中华书局，
自然引起我的兴趣。书中提到1961 年3 月上旬郭沫若曾去陈府访问，说郭的
过访，令北京学界再次瞩目这位传统史学大师。又说同年5 月上旬中华书局
总经理金灿然到广州参加学术会议，曾专程去拜访了陈寅恪，提出请将《论
再生缘》一稿修改后交中华书局出版。页320 引1961 年《陈寅恪近况》，说
“陈也有此意，但目前尚未着手修改”，云云。
从这一叙述中，似乎金灿然去访晤陈寅恪，是受到郭沫若的影响，或可
能是郭回到北京后曾对金灿然有所建议。但我从中华书局的档案材料中获
知，在此之前，中华书局已在准备编印陈的文集。我在1995 年初曾写过《齐
燕铭同志与古籍整理出版》一文，刊于国家古籍小组办公室编的《古籍整理
出版情况简报》同年第3 期。该文曾述及齐燕铭对出版陈寅恪著作的态度，
但限于篇幅，未能详述，今因《最后二十年》读后，补充一些材料于下，以
供参阅。
1960 年8 月22 日，金灿然曾给当时国务院副秘书长、古籍整理出版规
划小组组长齐燕铭一信，信中说：
杨荣国同志这次在京时曾谈到关于陈寅恪的两件事情，兹写上供您参
考。（一）杨建议我们考虑印陈寅恪的文集（包括解放前后的论文）。杨说
陈先生在被批判后，表示不再教课。如印他的文集，一要不改，二要印快，
三要稿酬高。（二）陈研究《再生缘》后写成一部稿子，以书中主角自况。
这部稿子曾经在广东油印，印数少，售价定得很高。后来香港有人把这部稿
子拿去出版，书前加了一篇序，说像这样的稿子，在大陆上是不能出版的，
等等。陈知道此事后，心情很沉重。
按杨荣国此时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从金灿然这封信中可知1960 年8
月杨即建议编印陈寅恪的文集。信中所述关于《论再生缘》的情况，也是杨
告知的。
齐燕铭在接到此信后，于当日即批示：“陈文集要否印应请广东省委文
教部门考虑。”可见齐的态度是积极而又慎重的。在这之后，金灿然即与杨
荣国通讯谈此事，现在中华书局文书档案中保留有金于12 月12 日给杨荣国
的信：
荣国同志：出版陈寅恪文集问题，广东省委的意见如何？最近我曾口头
请示过周扬同志，周扬同志表示可以出，也曾问过郭沫若同志，郭老也认为
可以出。如果广东省委同意出，请把你们对出版的要求和作法告诉我，以便
正式向中宣部请示。又，陈寅恪先生最近的政治、思想情况如何？在香港出
版了《论再生缘》以后他有什么反映，请寄一书面材料，直接送给中宣部许
立群同志或送给我转交都可以。
这封信所提供的信息很重要。从中可见，关于出陈的文集，金灿然是请
示过周扬、郭沫若的，他们二人都表示同意，则周、郭去广州会晤陈寅恪前
已知此事。另外，在那种年月，要出版一位有一定影响的学者的著作，是需
向中宣部请示的，并且还要叫人写有关政治、思想情况，这对于了解具体环
境下的学者生涯，是很有意思的。
杨荣国在接到信后，于同月21 日复信：
金灿然同志：两函均奉悉。关于陈的材料，写好后即直寄许立群同志处，
请释念。至于著作出版问题，中央同意，则由贵局和陈进行商酌如何？
杨荣国所写关于陈的材料，当时不知内容如何，待查。金灿然在接到杨
信后，即令中华书局那时的历史一组从《史学论文索引》中把陈的著作查出，
开一目录，并说此事要在新年前办完。现在这份目录还保留着，我看所收陈
的文章篇目是相当全的，可见金灿然对此事抓得很紧。但他又在杨的信上写
道：“在上级未正式决定前，出版陈的论文集问题，不要在群众中宣谈。”
金灿然是一位相当重视学术，也极为爱才的文化领导人，但在当时他确实也
有顾虑，这也可以见出那一时期特殊政治情势下的一种特殊心态，恐怕现在
一些年轻人是不大容易理解的了。
金灿然随即于1961 年1 月6 日再次给齐燕铭写信，说：
关于出版陈寅恪论文集一事，我曾口头请示过周扬同志，他表示可以；
也曾问过郭老，郭老赞成。最近接杨荣国同志信，附上。为慎重起见，我们
就手边的材料查了一下陈到底发表过哪些文章，篇日附上（不全）。请考虑
可否正式向陈约稿。从争鸣上讲，似可以约，但据说他的稿子是不能动的，
约了可能有些麻烦。
齐燕铭于3 月在金的信后作了政策性的批示：
可由中华提出向陈约稿，只告他文中如有涉及兄弟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
（因中国古代史常有把这些国家做为藩属和文中带有污辱话的情形，今天发
表容易引起对方不快），请其慎重处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此外问题
随其任何论点均不必干涉（对少数民族似关系不大，因国内问题总好讲清楚，
当然也要看讲话的分寸）。又约稿可否通过杨荣国与之面谈，比写信好。
齐燕铭的这段话，应当说是相当通情达理的。50 年代末、60 年代初，有
一种特殊的国际环境，在历史研究和古籍整理中十分注意于对周边国家的关
系，中华书局编辑部当时还特地起草过一个题为《关于整理出版古籍中涉及
我国同友邻国家关系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长达好几千字，可见
非同一般。这在当时是一个大问题，因此齐燕铭不得不提及，但是他还是提
到其他任何论点均不必干涉，这确实表现出齐的灼识和勇气。
接着就是《最后二十年》所述金灿然于该年5 月上旬去广州拜访陈寅恪，
向他组约《论再生缘》稿。但是很奇怪，在这之后，中华方面就再也未提出
版陈寅恪文集事，中华是否去函与陈联系，还是通过杨荣国与陈洽商，或陈
是如何答复，现在都无材料，只知后来陈的《金明馆丛稿》由中华书局上海
编辑所（即“文革”后的上海古籍出版社）联系编印。但在1966 年3 月中华
书局总编室的《情况反映》中，还有一份中华上编所提供的材料，说他们在
审稿过程中，发现“作者从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出发，完全无视封建时代被统
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所进行的斗争，而以婚姻集团、地域关系和
宗教信仰作为历史演变的根据”。这样的评价，处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可
以理解的。
《最后二十年》曾述及1961 年3 月郭沫若会晤陈寅恪，陈曾向郭建议组
织力量整理出版宋人所编的古籍《文苑英华》（页319）。我起初曾怀疑后
来中华书局影印《文苑英华》，是否即是郭返京后传达陈的信息。后来翻阅
有关材料，才知中华于1961 年初即决定动手影印此书，当时在中华工作的著
名版本目录学家陈乃乾曾于1961 年1 月10 日给金灿然信，提出“《文苑英
华》如果决定了要印，有两点要先解决”。一是《文苑英华》全书一千卷，
现存宋版只存一百四十卷，而且其中十卷还在台湾，因此先要确定是用明版
配宋版，还是全部用明版。二是要考虑利用傅增湘的校勘记，这就需要有专
人加以校勘整理，陈乃乾提出从上海借调善于做校勘工作的胡文楷。由此可
见，影印《文苑英华》是中华书局自己独立决定的，但在那时提出要影此书，
而且要组织人加以整理，则确与陈寅恪不谋而合，南北共识，这倒也是一段
佳话。
普及的层次
近日翻阅过去开明书店出版的《朱自清文集》，重点阅读了几篇论述古
典文学的文章，对古典文学的普及产生了一点应讲究层次的想法。
朱先生是我国现代文学中卓有贡献的诗人与散文家，后期他主持清华大
学中文系的工作，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他与闻一多先生时以惊人之笔破
陈说、创新见不同，往往以平实的文笔，把古义源源本本地讲述出来，在演
绎与概括中把他的心得一点一滴地告诉读者，并且似乎时时采取与读者商量
的口气，想征求你的意见。每读他的这些篇章，总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朱自清先生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