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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个人也是不能断言的。
本世纪二十年代之初，西方熟知的Dr。HuShih（胡适博士）第一次把他
当作一个严肃的文学课题来研究，考证出此人的真实存在与家庭历史的最粗
略的梗概。此后，对曹雪芹这个人物本身（不是指《红楼梦》这部作品）进
行系统深入探讨的，几乎找不见。如李宗侗（玄伯）因发现清故宫幸存的曹
氏奏折，而作了《曹雪芹家世新考》，很有贡献，但确实只限于“家世”；
他对曹雪芹本身的一切，似乎不曾也无意多下功夫。
此后，大约只有房兆楹先生在《清代名人传略》（ProminentChinese ofthe Ch’ing Period）中写了“曹雪芹”这个词目。其所依据，即以胡考为
主。西方所能知于曹雪芹的，就只有这些。
这种情况，充分说明了考察曹雪芹这件工作的难度是如何的巨大。
追述这件事，可帮助你体会：这本小书还很不理想，可是它的完成也不
是轻而易举的小事一段了。
1951 年7 月至8 月初，一份名叫《亦报》的新闻报连载了署名“余苍”
（张慧剑）的长篇文章《曹雪芹》。这可能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份关心曹
雪芹的论述。虽然那时著者还只能根据胡适、李玄伯两家的材料和见解而撰
作，却令人瞩目，因为那时对《红楼梦》的评价如何，还是个不可知数，又
焉能谈得到它的作者？——我提起余苍，是为了引他的一段话。他在文章开
头不久说：
“像曹雪芹这样的一个最为人民所熟悉的大作家，一部曹雪芹传是不可
缺少的。可是捧着这一堆零乱薄弱的资料，谁也感觉到无从下手。”
我相信，你知道了上述的情况，然后在读我这本拙著时会倍增兴味和感
慨，因为你胸中有了一个历史尺度；没有这个尺度，这本小书也大可不写了。
我用书册的形式来研究介绍曹雪芹，这次已是第三次了（1964 年、1980
年分出过两种书）。虽然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我始终被一个难题困扰着，
很伤脑筋。这就是，除了文献资料极度稀缺外，还有一个写法的困难。
“写法还有困难？那是随著者之意的事，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嘛。”
这话对于一般的传记（包括传记文学、报告文学等类）是适用的。对于我们
目前的本主题来说，却完全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了。
很难处置的困难问题是——
曹雪芹的生平遭遇，是由于他的家世的特殊与政治内幕的根源所隐伏下
的。不叙这些，将无法理解他后来的一切；而一叙这些，则异常地复杂曲折。
结果，“家世”部分总在对比之下显得“细致”，甚至“累赘”，给读者一
个“喧宾夺主”的感觉。
我很明白读者的心理：“我要看的是你介绍曹雪芹；你讲那么多中国清
代历史，我不感兴趣。”你有这样的抱怨是不足异的。
如上所述，我已努力了三次了，到今还是没有找出解决这难题的一个好
办法。
我只能这样建议：
一、务请你以较多的耐心去读那些你认为是“喧宾”的部分；
二、如果你真的拿不出这么大耐心，那么只好请你把它翻过去——就找
着你要读的部分，从这儿开始。
但是，我还要说一句实实在在的话：我非常相信：即使你“翻过去”，
迟早你还会回过头来，重新补上这一课，因为那时你自己会发现你所“选读”
的只是一种极不完备的知识。
请相信，那不是“喧宾”，不是“累赘”，那实际上倒是尽了极大努力
化繁为简了。
我写本书，笔调与我向来的文字不尽相同。因为我早先的书，都是只以
国内读者为对象的。此次则以海外读者（全世界各国读者）为对象。因此不
能不改变素来的笔法，甚至语式，不能纯以汉文文学欣赏的传统要求来行文
措语，只可偏于平铺实叙，务求清楚明白，同时照顾一些“可读性”。
外国的读者，除了汉学专家，对中国历史文化、典章制度、生活习俗、
器物名词。。恐怕都会是十分陌生的事物。如今势须讲到这些，怎么办？不
注万难懂得，都变成“概念化”的名称词语，不但做不到，而且等于歪曲或
“消灭”历史真实，那是下策。多加注脚，太繁碎可厌。。没有很理想的办
法解决这种矛盾。我决定不设脚注，只随文循事，在该处以括号加上尽可能
简明的解说。我希望这并不打断读者的思绪，你可以把它视为文字的一种组
成部分，读下去还觉顺畅。
末后，需要说说年月与岁数的问题。我劝你相信一点：如果我把清代的
人与事，都改用西方通行的“公元”与太阳历，表面上似乎对你“方便”，
实际上并非如此，都费了很大力气“换算”的结果，会把很多的中国文化重
要色彩弄得索然荡然了——如节令的种种特异特色，民俗的丰富情趣意味，
离开了中国的古老太阴历（夏历，今称“农历”），那是没法理解与感受的！
再如朝代、年号，常常是历史政治变动的重要标志：一概换成“公元”，也
就茫然难辨了。
人的岁数，中国习惯是生下来即算“一岁”，第二年是“两岁”。。如
今俗称“虚岁”。这些，你只要知道了，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读中国
的历史，应该“服从”中国的历史真实，都改从西方习俗，我看那不是最好
的介绍本主题的做法。
对于阴历的月份，你可以暂时粗解为：比如太阳历的二月，大约是阴历
的一月——在“数字”上大致相差“一个月”的次序。
本书所引诗文史料，都是真实的。有些近年“发现”的“新资料”是个
别人伪造的，我深知其内幕，我不会引用这些东西来扭曲历史真实。在此说
明，可免读者认为我是疏忽遗漏。
再一点就是个别地方，我为了使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的文化习俗，稍稍运
用上一点儿推想和文学手法，使内容变得生动一些。细节可以是想象，基本
事情是真实的。为了情节的完整性，在“佩刀质酒”这一章（第三十五章）
里，我代拟了曹雪芹的一首诗——这是唯一的特例，请读者务必记清。
考古家掘得几枚碎陶片，运用他们专门的常识与技艺竟能“恢复”成一
个“完整”的古陶罐，实在神奇！而我呢，所有的也只是几枚“曹雪芹碎片”，
却要把它“恢复”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只是“陶罐”——你看这难不
难？我“恢复”成的，究竟是个什么？只有请读者给以估价了。只盼望读者
勿忘一句话——介绍曹雪芹，其实就是为了介绍中华文化。这才是我这本小
书的真正目的。
1992 年新春
《岁华晴影》自序
我们中华文献自古分四大类。名为“四部”、“四库”，即经、史、子、
集是也。经史不消多说自明，倒是子与集如何区别，值得弄个清楚。我引光
绪二十三年（1897）严复与夏曾佑二先生合撰的《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中
的几句话：“书之实欲创教而其教不行者，谓之子。书之出于后人一偏一由，
偶有所托，不必当于道，过而存之，谓之集。”可见集是够不上哲士贤人之
言，没有足以创教济世的大道，而只记下些零星的一偏一隅之见的东西，—
—扔进字纸篓又觉心疼，于是“过而存之”罢了。
过而存之呀，怎不先就让人脸红。
我从初中时代十四五岁时喜弄笔墨，积习甚深。在报纸上发表小文，为
时也是很早的，今皆难寻。以后作了“考证派”，写些“论文”，而诗词随
笔等“非论文”实亦未曾停笔，所积数量实在不小，但大抵随缘信笔，寄兴
抒怀，根本无意为文——也够不上“文”的真规格。信笔漫谈的“散漫性”
太强了，就不免落于草率粗疏，很少是精心措意、经营缔造的用功之作。
但近年忽蒙《光明日报》的韩小蕙女士——散文创作、编集、评论专家
——在报上发文，把拙文列入“高境界”等级内，与季羡林先生诸前辈“平
坐抗礼”，可真使我汗颜而内愧！这实在是她的偏爱与谬许。我很感谢她，
人都会因有赏音而欣幸喜慰，文人尤甚——于是我也因此进入了“文”坛。
幸甚至哉，愧甚至哉！
这本集子收录的，有一部分是我早年写就的。因年深日久，自己赋性散
漫，没有一点儿条理性，破书残稿乱极了，有些旧文是连记都不记得了，记
得的也无法找全了。这就定会“遗珠”，而编收在此的，更难免“滥竽”之
叹。明眼高人自能鉴之。
此外，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