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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自然，一切事情总要分别而论。即事即景，和咏物赋题就有性质上的区
分。崔护乞浆，他写了“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就最好了，
最美了，何必硬塞进“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去？塞进去，一定会破坏那种
极美的境界（其实我们的诗人极少是那般愚蠢行事的）。但如果题目是先定
了“咏桃花”，那就另当别论。自然你可以想到“桃红又是一年春”，想到
“桃花乱落如红雨”，想到“两岸桃花夹古津”。。而且可以借了前人的语
汇来佐助自家的才思。“初日照高林”，“大江流日夜”，“池塘生春草”，
“首夏犹清和”，自然超妙，何必“典”来多事？但“不知腐鼠成滋味，猜
意鹓雏竟未休”这样的名句，玉谿诗人如不借重于庄子的妙想，他又怎么能
够在仅仅十四字中就表达出那等沉痛的感愤情怀，并且能成为“诗”而予人
以极大的审美享受呢？雪芹令祖曹子清（寅），作诗赠与《长生殿》的作者
洪昉思（昇），有两句写道是：“礼法世难容阮籍，穷愁天欲厚虞卿。”试
看，这也是一联二典，把当时的剧作家的政治、社会背景，他的为人性行，
他的生活处境，写作条件，以及诗人自己的感慨与同情，都一齐摄聚于毫端
句下，而且是那等的顿挫沉雄，有情有味，——如果不是用了《晋书》和《史
记》上的两个典故，那将怎样才能够取得如此的艺术效果呢？
反对用典的理由是那些陈言往事时常冷僻而难查，隐晦而欠醒，是理解
上的一种障碍。事实又是如何呢？典故的晦僻，这问题原不发生于作诗填词
者的当初彼日，而是发生于我们读者的后世今时。一般来说，大凡用典都是
大家习知的，即今日所谓已具有普遍性的知识范围内的事情，而绝不是故意
钻一个无人知晓的牛角尖来“刁难”读者，用以表示他自己的“博洽”“淹
贯”（那样的人不敢说绝无，但不在我们当论之列）。古代人的“必修课”，
譬如五经四书若干史（史的数目是随时代而递增的，唐人心目中的史，数量
就不多），凡在读书人，势必熟悉，用了其中的典，怎么算是冷僻隐晦？后
人不读那么多书了，历史知识有限，文化语汇贫乏，见了当时并无难处的诗
词，自己不懂了，却反过来埋怨过去的作家，难道这种反历史的思想方法，
不是反科学的，反而认为是“进步的”文学理论——这也能说是“更科学的”
吗？
唐代诗人白居易，大概应是不用典的代表吧，因为他主张“老妪都解”。
不用举别的，单举他自己很得意的《长恨歌》头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
请问：“倾国”是什么？“老妪”解否？你反对？还是赞成’！还是替白居
易另出主意？
在词人中，南宋吴梦窗大约可算是“晦涩代表”了，众口一辞；他在写
禹陵的词里用了“梅梁”这个“典”，被认为难懂。经学者一查考，原来那
是词人故乡的一段民间流行的传说故事，载在当地的《图经》和后代地志中，
是最带普遍性的“知识”了。只有用这样的例子，才能“说服”那些反对吴
梦窗、责骂他用典太冷僻的人（请参看拙著《诗词赏会》页四二一至四三二）。
如果有人以为我这所举之例还都太“早”，那么我来举一个十分晚近的
例：曹雪芹作《石头记》，是“通俗”文学了，他一上来，张口就是“女娲
炼石补天”，跟着一个“当日地陷东南”，这是“典”不是？我们要不要反
对或打倒？他书中写一群女孩子行酒令，诗句不出《千家诗》，文句不出《古
文观止》——曹雪芹是早已“为读者考虑”了的。因为在当时，凡“识字”
的读者，都能一听就“懂”的；但他绝不会料想到：时至今日，那些当时最
有“普遍性”的常识，都成了“冷典”“僻事”，以致连林黛玉借以打趣史
湘云的“只恐夜深花睡去”，以及此言与“崇光泛彩”、与“红妆夜未眠”
全是遥相呼应之妙，统统瞠目茫然，味同嚼蜡了。——难道我们也不“应该”
责难曹雪芹：你写小说为何这等全无“群众观点”？
由此也就可见：一个用得贴切、精妙的典，不但使诗家词客传出了他的
难言的心曲，而且能唤起我们读者的丰富的联想，灌溉着我们精神上的一种
高级的情趣；作者的灵心慧性，不仅是给我们增加了文化知识，也浚发了我
们的灵源智府。
因此，典故是打倒不了，也反对不成的。它的生命力是我们自己的民族
高度文化历史所赋予的。
说到最根本，典故是涉及到我们中华民族诗歌表现手法特点的一大课
题，这需要从美学角度作多层面的研究，才能尽明其理致和奥秘。
我把这一点浅见说明，或者可以为庆生、令启二君的这部辞典的价值意
义稍作申张，略加表曝。至于其考核的精详，做法的特色，由其《凡例》，
不难窥见一斑，我即不拟絮絮。他们经过了六年的惨淡经营，勤奋从事，这
是一种“冷淡生活”，有异于“车马盈门”的热闹行业。今日观成，诚非易
易。我的感慨系之，也是一时言之难尽的。
戊辰盛暑挥汗写记
《负暄琐话》骥尾篇
自1973 年目坏以后，读书二字与我缘分殆尽，耳闻有很多好书出来了，
自叹福薄，徒有过屠兴嚼之感而已。中行先生的《负暄琐话》送来了，我却
破例而借双重放大镜的神力拜诵起来。所因何故？世上的事未必自己全说得
清，横竖其中定有道理存焉。读时，感想很多，也颇有记之纸笔的念头；杂
事纷繁，百端楔入，这些感想十忘七八。这自然也不值得可惜。可是如今这
本书要重版了，我的那点儿记之纸笔的念头又重新泛起。于是决意在《琐话》
卷末说几句琐话之琐话。
我自少时不知用功，无书时叫苦抱怨没书读；有书了却又不肯读，大抵
翻翻而已。这就是造成自己不学无术的基本原由。但是喜好杂览，“尤好乙
部书”。而“乙部”中的正史又不肯认真读，因为嫌它们太道貌岸然，我喜
欢读的则是官书以外的“野史”。为什么？自然又是不必自己说清理由，但
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即野史亲切得多，有味得多。野史所记的，又大抵是
史官翰林们所不屑、不肯、不敢记的，所以爱读。你想，一个只读这种“闲
书”的人，怎么会能从不学之境得到超升呢？然而我至今亦不甚悔，还是认
为野史价值最大，有心之士给我们留点儿野史太宝贵了，只恨他们人数还太
少，笔又太懒，览之易尽。
我的这种愚见，自知未必合乎时宜，合乎高级理论。有一个事例，很是
耐人寻味。1980 年参加国际红学会，我写了一篇三万言的论文，考索《红楼
梦》八十回后佚去与增出假尾巴是有政治背景的，也是与纂修《四库全书》
的事情有关联的。台湾专家潘重规先生对我说：“昨天下午刚到，匆匆吃了
一点晚饭，略浣风尘，就在一堆论文中先取尊作拜读——一口气直读到午夜，
这才就寝。您引的那些材料，我其实也都见过看过，只是没能悟及这层道
理。。”言下十分赞许这种研究的方法与结论。后来，国内某学刊登出了一
篇批评拙作的鸿文，说我对高鹗是“罗织”，这是“左”的思想（！），而
所引来作说的依据，全部是随笔、杂记之类，没有一则是“正经资料”。天
哪！清代官书正史竟会记录下关于《红楼梦》的真情内幕，让我有可引之资，
岂非“海内奇谈”？！那篇大文的撰者是某地方社会科学界的主要人员，竟
然公开谈出他对野史笔记乙部书的估价态度，这是最“当代”、最典型的一
个代表事例。我因此疑问：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五四运动冲击了旧思想，
“野史小说”类身价算是提上去了；笔记杂著类的“野史”的真价值真意义，
谁是撑腰杆、发宣言的人士？深愧寡陋，我就举不出来了。
眼下，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纪实”文学，盛极一时，像《琐话》这
种文学，想来不一定能蒙相提并论，但也就沾点边儿沾点儿光了吧。因为《琐
话》主要内容是记人，大大小小，三十多位。从章太炎起，一直记到“刘舅
爷”，庆珍，韩世昌。这其间自然是中行先生一人笔下所至，虽然大有选择，
毕竟又带着“偶然性”，从哪一角度说也绝不“系统”、“全面”；然而对
那一时期所生的人，人物，人才，又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