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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五氏跋文称“涉园，海盐张菊生先生元济之书斋也。揣其命名之意，殆谓涉水未深，自谦其为学之肤
浅，。。”此说不知何据？余愧未详，以俟方家解惑。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实三才天地之心，维中华文化之光。
壬申三月津沽后学周汝昌
谨书于京东之寿玉轩，时年七十有五。
我和张菊老的一段因缘补说
澳门友人陈浩星兄寄示《大成》杂志第199 期中所刊《张菊生与周汝昌
一段翰墨缘》一文，题目入眼，使我一惊，大出意外，以为当今哪复有人知
悉这一段旧事？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甚至担心是捕风捉影之作。读完全
文，非常感谢柳和城先生，他竟肯留心于文坛学苑的这种往事前尘，而且内
容翔实无讹，文章也写得渊静有味，洵为一篇佳构。
我与张菊生老前辈的那一段翰墨因缘，转眼已将近四十年光景了，不但
未曾淡忘，而且时常忆起；去年夏初清和之月，重游故里，还与一位采访红
学史迹的朋友谈起过。最系我怀思的，是张老的一封亲笔信和他令儿媳某夫
人的代笔书启，这是我研红五十年来所获海内外无数学人读者惠札中最珍贵
的异品。
柳先生文中已然提到，张菊老曾有亲笔书信给我，但他不曾提到还有老
人病榻读《红》，命儿媳代笔的另一封书简。如今回忆起来，试为柳先生佳
文作一小续，或亦读者所不弃者乎。
拙著《红楼梦新证》经始于四十年代后期，印行已是1953 年的9 月。因
为出版家是上海棠棣出版社，经售者是长风书店，所以书出之后，反响先由
沪滨传来。友人写信报告售书门市盛况。记得成都华西大学民族语言研究所
的首席学者闻在宥教授，那时正有事到上海去，也特意写信来，叙及尔时此
书方出，短期连印三版，传为一时之盛，所遇故交学者文家，几乎是人手一
编，以为向来罕见之异事。那时，沪上传来的“东吴万里”的鳞鸿，日有所
积，忽一日，我接到了一封信，打开看时，是带朱丝阑的笺纸，上有工楷细
字，大意是说：病榻无俚，忽得大著《新证》，展诵之下，竟日孜孜，不觉
忘倦，引起极大兴致。对雪芹原书佚稿后半部情节之推测，尤所萦怀，有几
点希望再为开示。幅末说明，本人因病痪艰于书写，命儿媳代笔。阅下款方
知就是张菊生老人了。
那时我只三十岁刚出头，学识交游，都很孤陋，但对张先生关于文史大
业的丰功伟绩还是略知一二，而且是深所景仰的，得札自然格外高兴，立即
详细拜复了一函。此事虽隔多年，印象还是很难磨灭。柳先生所见第一手资
料中，未知有无这一项鱼雁往还的痕迹？①
至于我把《新证》的第三版奉寄与张菊老，那当然是因为这一版印于1953
年年底，改正了许多前版的误字，并加入了《补遗》的内容。
到1954 年之春，因奉调回京，已在准备行程的期间，我还又接到菊老的
一封厚厚的信札，里面附来了他作的戊戌纪事绝句百首（记忆如此，不知数
字有误否？），不我遐弃的高谊，使我至深感动。可惜的是，那时已经十分
忙乱，春夏之交回到北京，一切情况与在成都时不大相同，我与张老的通信
论学唱和的因缘，大约从此就未能继续。今日思之，犹觉耿耿在怀。
柳先生心细如发，还引及《新证·史事稽年》中感念张老的一段拙语。
但我藉此机会说一句：我作增订而加入此寥寥数语之际，也是要大费斟酌的，
因为那时“大批判”之风正盛，著述文字，如“著败絮行荆棘中”，动辄墨
碍，有专门伺隙之辈“盯”着，一言不慎，便是辫子。比如，我若提张菊生
① 张老亲笔书札是否尚存，因“浩劫”之后，文献零落，散佚甚多，尚待寻检。拙札乃少年笔墨，反得于
张先生哲嗣手中保存至今，相形之下，感愧如何可言。
先生，便有人“做功夫”，张菊生是“前清遗老”，和戊戌政变有“密切关
系”，戊戌政变是“保皇派”，也更是“改良主义分子”，改良主义就是“反
对革命”。。那么周某怀念张某，这“是何居心！？”那时“批判逻辑”就
是如此，所以我之加上那一段拙语，看似平常，可实际上我也颇有“冒险”
的心情存乎笔墨之间，后之来者，焉能领略其中况味。
承柳先生引及资料显示，我方知道：张老是主张将“续琵琶记”制副本
以见赠，俾供研究的。后来当然是那个“编委会”认为“不便”。“不便”
何在？自然不必望答了。但自张老写信安排，直到那剧本在“从刊”中印出，
就再也没一个人肯向第一个考定作者、建议保全的人来打只字的招呼；影印
的介绍说明如何？更不可知。柳先生所叙拙著附印书影等等，那实际是晚至
1973 年，我才到北京图书馆去而自家“重新发现”之！
做点学问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为一本书，一篇文，求告请助，遭遇种
种不同，炎凉世态，尽在其中。综而计之，像张老那样古道热肠，以平等态
度对待后学的，也只不过屈指二三而己。我提这些，正是为了对此说明，张
先生为人之至为高尚罕逢，怎不令人怀念？
我以为，这样的人多一些，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的前景才能大有希望。
我与柳先生如今重提这些前尘旧话，正是从这一愿望出发的，难道还能是为
了“别的”吗？
我的研红史，所遭所遇，如写起来，也会成为一部奇书，但我相信只有
张菊生精神，千古万古，流芳永永。后学小生，心香祀之。
缘深缘浅话难明
——忆聂绀老
世上的事，靠语言文字能说清的不多。我与聂老绀弩的一段往事，并不
复杂奥秘，可是临到要写一写时，就深叹自己的语文能力太单薄太乏味了，
真是无可奈何，虚弄了大半世的笔墨。
亡兄祜昌，曾有言曰：你的耳朵失灵了，天赋聪明已失其半，须有多耳
之吉人为助。如今聂公三耳，无怪乎是你的知音了。
何谓“三耳”？现行简字“聂”，原本写作“聶”，我们的汉字，大约
属它为“多耳之文”了吧？
祜昌之言不假——我自己认为。
聂老（我只好如此称他，没有更得体的字了。但我们同世时他一点儿也
不老，这是要说明白的）——聂老是我的知音吗？莫自欺欺人，莫拉扯名人
给自己贴金。
“少年风骨仙乎仙。三国红楼掂复掂。不是周郎著新证，谁知历史有曹
寅？”这是他送我的第一首诗。
“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
纷纷之中，依稀记得有这么一些片片段段——
“写聂老，照着聂老写，少说自己。”对呀！少说。可是不说自己也没
法写。上引那四句诗都是怎么回事？还是得从“自己”说起。
1953 年9 月，拙著《红楼梦新证》在沪出版，长虹书店函讯不断，具言
畅售脱销一再赶印之情状；北京友人来信，说是“人手一编”。不久，奉到
林庚老教授的惠札，是为了受聂绀弩先生之托，向我商量由四川大学调往都
中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问我愿不愿意。
我虽也喜欢成都，但也像北朝庚兰成，“信美非吾土”，当然愿回北京。
回信去后，方有聂老亲自书信到来。
四川大学这时觉得我是个“人才”了，执意不放。
我的知音聂老决意力争，因社长是冯雪峰同志，由他向中宣部申请特调。
几经周折，最后川大校长彭迪先方表示：“再不放他，就是不服从中央纪律
了。”
我是挈妇将雏，盘秦岭而入蜀的；这时调令下来了，“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欲狂。”这回却是“即从巴峡穿巫峡”，终于回到了京城（那是
1954 年，京城的城是完整壮丽如昔的）。
到京的第二天一早，到社里去拜会聂老——他那时是古典部的领导人，
他的上面有总编是名作家巴人（王任叔）。
我到社，聂老还没起来——后知他的习惯是午夜力作（研究《水浒》），
故此早上起得很晚，他独居一专室，办公就无所谓“坐班”这个形式。
我由教师变成了编辑，那地方，那工作内容与条件，那些必须在一起的
人。。，一切都大异悬殊，和大学里是两回事，很不习惯。我又是个“紧张
派”，一分钟都不给公家浪费的，上了班就请问：做什么活儿？
聂老很随便，一点儿也没有“上司气”，——也好像还没考虑我这问题，
略略沉吟了一下，说道：“我们出的《三国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