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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紧密地联在一起,多方面的资料(口头、书面、诗文)都不谋而合,归
于一致。这就不同于某一二人的附会与揣测之谈。这个传说,其实内中也隐
藏着一大段历史文化内容——不过是人尚不知,而又无人认真研索罢了。
我以为这些谜,是应解也是可解的。
称呼意趣
中华文化,表现在哪一方面都极有特色,极有意趣。比如人对人的称呼
中,恰恰也体现了这个规律。
称呼,乍看只是个“名字”的事情。实则其间涵蕴着文化内容,却是丘
壑无穷,大有学问。这种丘壑与学问,不是别的,就是中华文化的一面浅影
和深秀。
我们的民间文艺,以说书唱戏为大宗。说书唱戏,讲的大都是历史事迹,
即人的故事。人都有一个名字,这无例外,而“名字”的实际不仅仅是“学
名”“榜名”,还有乳名(小字)、别名、浑名、表字、别号、绰号,种种
不一。再加上以官称、以地称、以位称、以辈份称、以怪脾气称。。,那真
是无奇不有,洋洋大观。
比如说书唱戏,看小说,听故事,那么自古最受欢迎的是《三国》。《三
国》不但文人学士爱看,农村父老,目不识丁,也习闻其事,津津乐道,今
天的话叫做“群众基础最深厚”。三国故事的核心吸引力何在?可以有不同
理解、论证。但是关键在于魏、蜀、吴三分天下的那些文武英才。三家为什
么能鼎足而立?只因他们各自拥有一批杰出的人才。这些人才,人们喜爱敬
仰,并关切他们的命运。这些人才,就是苏东坡《念奴娇》词中所歌颂的“千
古风流人物”和“一时多少豪杰”!
这样一讲,我们就得想想:大家都是怎么称呼这些英雄豪杰的?我们会
立刻想起:鞠躬尽瘁的诸葛亮,人称孔明先生,又称武乡侯。而诗圣杜甫诗
题则标为《蜀相》,称之为“丞相”。亮,是名;孔明,是字。字也说成表
字、表德。名之与字,意义总相关联:“明”之与“亮”,不烦多讲自明了。
由此自然会想起一大串:赵云,表字子龙。关羽,表字云长。张飞,表
字翼德。。。于是心里明白了:原“云”之与“龙”,“羽”之与“云”,
“飞”之与“翼”,每个例都和名字之间的意义紧联的。
原来,中华的古俗,人一落生,父母先为之取个乳名(也叫“小名儿”,
如今的“小京”“小华”“晶晶”“苗苗”之类)。稍长,就要再取个正式
的“学名”了,人大了,非至亲长上,再呼乳名就“不雅”了。再后,人到
二十岁左右,要举行“冠礼”,表示长大成人了,这时才又给取上一个表字。
有了表字,在社交往来中,基本上是以字代名了,谁要再直呼其名,那是极
不礼貌,很大的侮慢!——只因此故,后世常常遇到“以字行”的例子,就
是说,某人的表字,流行太广,“叫响了”,名字反不为人知,或者本人有
意地不再写自己的名字了,只写一个表字(如俞平伯,平伯是原名“铭衡”
的表字,“平”“衡”为联义,此例最显)。
但我们要在这里体会我们中华的文化的涵蕴和光彩,就还须想到一点:
诸葛孔明,学贯人天,智高千古,不必说了;至于关、张、赵、马、黄“五
虎”大将,一般印象乃是桓桓武夫而已,怎么也要有个表字?在这里,正就
是可以说明中华文化的深厚无比,刘、关、张、赵诸人,皆是河朔(河北)
燕地的武人,虽说关公爱读《春秋》,张飞还会画竹和美人,毕竟名不列在
文坛艺苑之内,而他们个个有表字,这就是个文化问题,值得在说书唱戏之
余,岔开思路,思索一下这些饶有意趣的中华古史种种了。
看《三国》的,大约都忘不了,书中从来不写“关羽”二字,而只有“关
公”。至于他对人自称时,也只写“关某”——总之是没有“羽”的踪影的。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因为关云长在明清两代地位特尊,清代尤甚,已封为“护国”的神
道,即“国家级”的“武圣”和大帝君,不再是一位历史人物,而成了至高
无上的大神圣了!凡这样人,是不能称呼本名的,“羽”就成了讳字,说书
唱戏,就出来一个“关公”的名词,人人皆尊而用之。不但如此,连关公自
己也从不见口言“羽”字,而只说“俺关某”如何如何。其实这是十分可笑
的,历史上绝对没有这么回事。中华之礼,对人而称己,总要自呼其名,那
个“某”字,是个讳字的代词,是“书面”里才有的。比如古人文集里,可
以常见这个“某”,那大抵是门人弟子、家人子侄等编纂刊刻时不敢直用文
稿中应书的本名,而以“某”字代之——然而这却害得后世不明其理,也口
里对人自称“我张某”“王某”起来。实在可令人发一大噱!
话再回到“赵子龙”上来。表字里用个“子”字,是古代人最喜欢的一
个方式。比如三国吴的大夫鲁肃,就表字“子敬”。曹操的儿子,曹植字“子
建”,曹丕字“子桓”,这都是人们熟知的了。唐代的诗圣杜甫,表字“子
美”。宋代的诗亚圣苏轼,表字“子瞻”,其弟辙,表字“子由”。曹雪芹
的令祖曹寅字“子清”,其弟曹宣字“子猷”。。。这样说,是举不尽的。
高层文化人士,知识分子,又常常连表字也不用,而另起别号。一有了
别号,那么至近朋俦之间,就又弃表字不称而称别号了。提起别号,那可是
千奇百怪:陶渊明给他自己起了个别号叫做“五柳先生”。欧阳修则自号“六
一居士”。说苏东坡,人人知道,若提什么“苏子瞻”,倒未必尽晓。对苏,
还称“坡公”“坡仙”,还称“苏长公”(行大)“大苏”“苏髯”(大胡
子),种种不一,把这些集起来,综合研究,你会发现其中有丰富的文化内
涵和人生哲理,也还带着中华独有的“人际关系”的意趣。
称呼,其本质是个人与人的关系的表述方式。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上,
到处可以看到这种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特点特色,不过生活在这个文化之“水”
的群“鱼”,已经习而不察,而且渐渐地弄胡涂了,因而有的人便认为:外
国没有的,中华何必单有?人家不采用,一定是“不好”的东西。再不然,
什么也不懂了,晚辈直呼父祖之名如呼陌生路人一般;我们文学史上,从来
尊重仰慕前代作家,从不直呼什么“杜甫”“苏轼”,现在却通通不讲了,
好传统弃如敝屣了,这是令人惋惜的。
诗的存在
诗在哪里?“在诗集子里。或者在选注本中,在报刊杂志的诗歌栏内。”
这固然不错。只是太狭了些,太拘泥于形迹了。
诗,涵怀于我们的广阔的艺海中,几乎是无往而不在。
诗,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来说,不仅仅存在于“诗歌”这一块园地里,它
遍被于艺术的世界,“渗透”在每个艺术分类中。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种话,艺苑文坛的人是烂熟的了。怎么讲
呢?很简单,不就是这个里头有那个的成分、那个里头又有这个的成分吗?
这原也不错。不过,在我们的传统艺术理论看来,中国画不止是其中“有”
诗,——画的就“是”诗。
易言之,诗是语言文字的诗,画是线条、色彩的诗。推之,音乐,对我
们来说,也就是声音旋律的诗;曲艺是说唱的诗,戏剧是念、唱、做、打,
综合音乐、舞蹈、画面、雕塑(一种“立体的画”),熔之于一炉的诗。没
有诗,这种上述的艺术品种——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那些民族形式,将是
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不会是中国绘画、中国歌曲、中国戏剧这个样子的。
四十年前,在大学读西语系,一次在系主任——一位美国女士家里,谈
起诗,那时我从一个“大孩子”式的天真出发,未免“夜郎自大”地夸耀起
我们中国的古典诗是如何的高超美妙来。这时,在座的另一位美国女教师(好
像是教经济学的)问我说:“你们古代的那种诗,除了一些小小的感情的图
画之外,还有什么伟大的作品呢?”我当时意气甚盛,听了不大受用,驳了
几句,她还“将”一“军”:“你们就没有史诗!”
这下子,我被她问“倒”了,因为我们确实“没有”史诗呀,硬证面前
就难以强词夺理,但心里说:“你哪里能懂中国诗?史诗,史诗,难道只有
它才是‘伟大’的?要说史诗,中国不是‘没有’,那就是太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