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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最独特最美好的一个特点特色：诗，诗的境界。
《红楼梦》不是小说吗？是小说，又不是小说。小说是形式，本质如果
也只是小说，那它如何会与别的一万部小说都如此地不相类似？你想没想过
这其间的道理？
拙见以为，雪芹之书，貌似小说，实为诗作。他的小说，本质是一篇很
长的诗——中华民族式的抒情诗。
这不指书里起诗社、联句、分题等等，那也只是一种形式。我指的是诗
的观察，诗的体会，诗的感受，诗的表达，诗的境界、气质、韵味。
没有这个，《红楼梦》将是一个空躯壳，不会具有那般奇特的魅力。
所以我说，我们读《红》，也像林黛玉读《西厢》，只觉余香满口。这
香，不是乾隆时代的香饼子，香串子，也不是“引进”的“系列”品，这香，
说是书香，却是诗香。
曹雪芹为何以小说的形式来写诗？或者说他为何以诗的素质来写小说？
这问题也要解答。我在另外曾说过一段话：
“。。他（按指雪芹）以诗人之眼阅世，以诗人之心察物，以诗人之情
待人，以诗人之笔摛藻，——这才产生出一部与在先的小说大大不同的《石
头记》来。这部小说的许多特色之中最大的一个，就是那种浓郁强烈的诗的
气息与境界。。”
“在这个新的角度上，我们似乎可以说，大诗人曹雪芹，在传统的诗的
篇幅容量中，已然难以找到足以驰骋他的才思的原野（他在前八十回书中最
长的韵语不过是两篇五言排律‘联句’与一篇四六兼楚辞体的诔文，可以说
明一些问题），因而他要转向一个新的疆域去寻求适宜他的才情思致的广阔
幅员，于是，他决定了用稗官野史的体形来驻藏他的诗的自传的灵魂。其结
果，竟是出现了如此惊动万众、具有异样魅力的《红楼梦》。”（见《红楼
梦与中华文化》第93 页）
如果我的这种看法有其“合理成分”，那么在《书香集》中不谈谈这部
“诗小说”，岂非莫大的憾事？
惭愧的“文”
自家的职业属于文字行。文，是平生的爱好，也是“工作”，但一说起
文，就觉愧疚。自思自忖：我学文这大半辈子，写出来的“东西”够个“文”
吗？
一无灵慧，二无哲思，三无诗的境界，四无华夏的文采特色，五无中国
语文特具的音律节奏美，六无几千年文家大手笔积累的行文之意匠规模、气
脉意法，七无载道致用、济世经邦的抱负，八无自己抒怀寄兴的情致，九
无。。。
有了这么多的“无”，如再觉得自己写的这种字句就能叫做“文”，那
也太“厚颜”了。
既不能够个“文”，那叫它什么好呢？
思之半日，没有“好”名目，无可奈何，忽想不是从“五四”以来提倡
“白话文”吗？是否就叫它“话”？似乎名正而言顺，心安而理得。
然而——“文心”一转念，问题又出来了：从“五四”直到现在，年头
不少了，还是只有“文学作品”、“文人”、“文史知识”、“文艺报刊”、
“文化新闻”。。等等的名目与词语，似乎尚无“话学作品”、“话人”、
“话史知识”、“话艺报刊”、“话化新闻”。。等等的名目与词语出现于
哪位“话家”的笔下，披露于何种刊物的卷头，——此又何也？
看来，“文”“话”仍未“统一天下”或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成一统”，
不但仍然有分庭抗礼之旧习气，而且“话”一点儿也未曾取得“文”的“替
身”权与同义资格。最好的证明就是，“文人”把“文章”辑为一编时，自
题其名曰“×××文集”，而绝对没有自称他的作品是“话章”与“话集”
的半个实例。
这就意味深长了。
这似可证明：话不等于文，文是永恒的一个品种，是取代不了的。
如若这话果真，那么问号重复出现：每日印行的数不清的报刊杂志书册
等等之类，上面的亿万的篇目“书面”，有百分之几能够上一个真正的“文”
名呢？再问一句：“白话”打倒了“文言”，也已即将百载之久了，而自从
南朝梁宋出了一部《文心雕龙》之后，不是也该再出一部“话心雕龙”了吗？
怎么没见？胡适先生是位力倡“白话文”的大师，但他有一部书题曰《胡适
论学近著》，怎么不叫“胡适所作的讨论学术的近一个时期的记话”？他写
信告诫我：切勿写一句“文”呀。
这就很麻烦了，问题不是两句话能说清的。
我少年时，常听人议论，意思是以“的呢吗啦”与“之乎者也”对比，
其不言之意透露出不以“白话”为然。当然，“文”“白”之异，不仅仅在
于四个“虚字”的替换，但我确实买过一部书，即旗人名家震钧的《天咫偶
闻》原刻本，封面有清宗室载润（宣统帝的长辈）的几句题记，他说，此书
若拿先前记述京师掌故名胜的某书来比，那“差的远矣”！
这四个字的句法，你说算“文”算“白”？看了令人又解颐启颜，又觉
一种说不出的“别扭”，中国人的“文字”或“话字”，到了这个时代的这
种表现，真是啼笑皆非之“境界”。
但我并无笑话载润先生之意，他不“顽固”，已肯运用“白话”了，只
不过还积习未除，末尾拖着一个“矣”的辫子，贻讥于“白话文学家”，则
留下了那种历史时期的畸形痕迹。
1995 年12 月4 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拙“话”（不是“文”），
题为《中国文化（不是“话化”）讨源》，忽然收到来自美国休士顿的惠札，
寄信人杨先生说喜读拙“文”，然后说已将那“文”修改剪寄回来——他批
评我说：文与话有别，写文不能与话一样，而现时名家却多将二者混为一体。
我读了他的信札，着实感动。因为他说出了我心里的话。
我回信谢他，承认自己久有这一种看法，但自己下笔却“未能免俗”。
“你为什么不免俗？！”
第一，没这胆量与才力。第二，“免”了“俗”没处去发表。第三，逐
日目中所见，铺天盖地的报刊书册，一概是“话章”了，了无“文”气文质
文境文美可寻了，我一个寻常人，在此熏陶濡染之中，我有什么神力不受“话
化”而能“卓乎有所自立”呢？惭愧。
笔会与文会
笔会，“笔”得好，这儿有妙理。
老时候讲究“以文会友”，那倒真得拿出“文”来，方能得“友”，那
友必然是被文打动了，这才愿来会友的，非文，不文，无文，假文，那就大
前提没有了，又谈什么友不友？《诗经》上说嘤鸣是为了“求其友声”，则
那嘤之鸣也亦为可诵可歌，可咀可含的“文”，不问可知。
文，是中国人的“癖”。癖也就是“病”。
患一点儿文病，大概还不致有关性命之忧，因为似乎目下尚未有“文病
医院”的建立。但患了此病的人，确实痛苦。
其痛何在？在他到处寻文，而不可得也。其苦何在？他自己倒也很想“抱
文守统”，无奈一落笔时也不再是文——真所谓“下笔无文”了。
奇怪！中国人的文，都到哪儿去了呢？
经过一番“考证”恍然大悟：原来是自从胡适之先生倡导的“白话文”
时兴起来，人们写的一概是“话”了，所以有话无文，话生文死。因为是以
“话”充“文”，才生造出那个“白话文”的尴尬名目——已然“白话”了，
却偏偏叫它作“文”，让人在错觉中忘掉了它本身的矛盾“本性”。
所以，“笔会”这个版题，就大有学问：反正我们说的是用“笔”写的
东西，这儿不发生“文”“话”的冲突或“斗争”。
但万事都会“过时”的，“笔”又焉能幸免？君不闻时下作家们已不再
是“含毫”运思，“搦管”抒怀了，他们已是在电脑机器前，“十指飞舞”、
眼观“屏幕”而作出“大‘文’”了，哪里还有什么“笔”的意境呢？
不怕本版主编同志怪我直言：看来“笔会”一词，即将成为“考证”的
一个课题——因为眼看那“笔”就快进“历史博物馆”，下一代“后生”“来
哲”即将莫知“笔”为何物，也许若干年后，“考证派学者”就要展开“是
否有笔”的激烈论争。
笔的命运垂尽，则“文”将如何？
文的命运既能“盛极必衰”，“话”还能保持“永恒光荣”吗？
“文章”一词现在还在使用，张三写了一篇，是“文”章，李四又写了
一篇，也叫“文”章——其实二位的大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