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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他还真把那张字条当了真。我哪里真想寻死，我根本就是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写出那样吓人的句子恐怕只是对他不理不睬我的伤心和痛苦的恶毒报复。我知道他已经在心里骂过我无数遍了。
《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 Ⅳ我的挑剔和苛刻
何止该骂，难道我不该为我的意气用事好好地挨一顿揍？但是，他一句抱怨和棒喝的话也没有。只是像父亲一样拉着我的手一起去外面吃了早饭，然后，哄我睡了觉。对，这就是我要的。每一次争吵过后，当我们重又抱在一起和好如初更加相依为命的时候，我都无比的心满意足。我需要他百分百地疼爱我呵护我，哪怕有百分之一的疏忽和怠慢，我都会觉得委屈。我难道不是个吹毛求疵的人，换做一个人，谁能忍受得了我的挑剔和苛刻？
对！我需要很多很多的爱。现在，我已经得到很多了，可我还是不满足。据母亲说，小时候我是全幼儿园里最能哭的孩子，非得要我母亲抱着才安生，每次她抱着我去幼儿园，在离开的时候，我都哭得让母亲肝肠寸断。这种拼了性命的哭发挥到极至的是十一二岁的一年暑期的某个下午。没到下班时间，父亲就回了家。这让我措手不及。情急之下把“手抄本”藏在暑期作业的下面。“手抄本”不过是我摘录的一些优美的文字，粘贴的美人头像，糖纸。父亲扬手打了我。
他觉得这孩子实在不争气，期终考试成绩平平，不利用放暑假好好补习功课，反而浪费时间在这些不着四六的东西上。父亲是名技术工人，小学文化，一辈子崇尚科学知识，非常好学，从我记事起，就见很多个夜晚，父亲都戴着眼镜在小台灯下钻研那些大部头的机械类书籍。但凡再多一些受教育的机会，就凭勤学苦读的毅力，父亲至少也是一名工程师、机械师，总之一定是理工类。父亲那几掌打得并不重。我却哭晕了过去。至今还能回忆起那个傍晚，我神志恍惚地躺在床上，床边坐着流泪的父亲和母亲。他们一定吓坏了，以为我受了刺激，神经错乱了。那是父亲最后一次动手打我，也是最后一次严厉地训斥我。我从此变得异常乖顺，从不看课外书，直到高考结束后，母亲才从家里搜出高二那年我偷偷买的几本三毛的散文集。父母大概是不信人各有命的。要是相信，大概他们就不会因为我丢弃了学了4年的会计和深圳那个收入诱人的工作，至今，仍不能释怀了。
从当年我对“手抄本”的热衷也许可以看出点线索，幸许日后我是要吃文字这碗饭的。倒并不是像父母所担心的那样，听到我正在写书，便以为我有当“作家”的企图心。其实，写书只是我作为自由撰稿人的一份工作内容而已。出书已不是难事，“作家”的名号也轻贱到了出版一两本书的人就可以以此自称。但是，在我心里，它始终是含金量很高的称谓。我从来没有这样的野心和宏愿。我顶多称得上爱好文学，恰好还有一些可以靠文字谋生的能力。对，我说的是文字，而不是文学。只要是能靠摆弄文字谋生的工作，我都是乐意的。在家撰稿了一年多，为了多赚些钱，我不是也在美国一家化妆品和营养品公司做了大半年的文案吗？
如果不是因为忍受不了朝九晚五的坐班，恐怕我也不会转去杂志社做编辑，如果不是因为两次被动辞职，我想我也不会重又做起自由撰稿人。当真安安心心做了一年多，越来越觉得，这是非常适合我的一份职业，不用坐班，时间自由得多，虽然比较费脑子。但是，比起人际周旋的累心，有劳有酬地消耗脑细胞更为公道，并且简单。张东亮不止一次地说我，你就是太单纯了，适应不了这个复杂的社会。的确，地球上没有比人更复杂的生物了。2003年春天，我莫名其妙地被卷入了办公室的一桩丑闻事件当中。A在半夜打电话问我是不是看了她的一张软盘上的一封信。天？！我正睡得迷迷糊糊。什么软盘啊，信啊，我哪里知道？那你为什么不关机？因为我定了闹铃。凌晨5点要去火车站接我妈。我妈要去深圳抱孙子。当晚，杂志社的另外一位男同事也接到了同样的电话。我们是当时相对受主编重用，而又恰好不是女孩在办公室结的死党圈中的两个人。我受不了这样的嫌疑。我受不了背负一个偷看者的帽子。
A说，偷看者将信里的一部分内容告诉了主编。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偷看者到底是谁，只有主编和当事人知道。为了澄清我的清白，我毫不犹豫地就给主编打了个电话。主编大怒。事情怎么扩张到了你那里？！到此为至，再别外传。我彻底晕了。主编、A、偷看者，一张光盘、一封信，这里面到底埋伏了多大的秘密？！没有不透风的墙。A很快就将一切都调查个水落石出。我被证实不是偷看者。但在整桩事件的调查中，我偶然成了其中一位无处诉说的痛苦的当事人的听众。也就是说，我成了知道秘密的人。一个知道秘密的人无疑是危险的。我在耐心充当知心听众的那一刻，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危险的人。但凡是个有些世故的人，一定知道如何做个老好人，既安慰了对方受伤的心灵，又躲过成为知道秘密的危险炸药。可是，我哪里有这么高深的人际技巧。我不仅不聪明，可怜连半点智慧都没有。否则，我也不会那么快人快语直肠子性格地当即就给主编打电话去讨问秘密。清者自清。我当时怎么笨到跑去屎粪堆里去证明自己的清白？！如此，还清白得了吗？一个甭管主动还是被动卷入是非的人，最终都免不了是是非之人。
所以，我理当为此得到了报应。3个月后，我递了辞呈。今天看来，当然不是聪明还是笨的问题，是我过于着相，过于看重我在别人眼里的清白，是我的身体里流着父母血液里的谨小慎微，胆小怕事——一个从不招惹别人也害怕被别人招惹的人怎么受得起他人对你最起码的人品的怀疑？2004年4月1日，我写下了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后一篇日记。春天来了，风很大，阳光白花花的，灰尘细细密密，擦试的速度永远赶不上它落下的速度。有时生活真是挺令人绝望的。2004年4月1日。又是一年的愚人节。去年的这个时候，张国荣从23层高楼跳下结束5了生命。而这一年，我都经历了什么？陷入XX的丑闻事件，流泪，伤心，屈辱。3个月在家撰稿，然后去XX，试用期刚到，主编被撤，再次走人，直到今天。我已经很久很久，久到已记不清多长时间没写日记了。是的。我总是在心情抑郁的时候才会想到写日记。像它是最后一个可以救赎我，不，是可以缓解我痛苦的人。这种时候对曾经热衷的许多事情都不相信。是的，我不相信一切！！！！！！我知道我正在犯下什么罪行，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厌世罪行。工作不顺，经济紧张，不得不谨慎开支。
东亮的不顺在于，他吃瓜子，竟然被夹在牙缝中的一块瓜子皮划破了舌头。这些天一直喝流食，不说话，人一下子就瘦了。东亮在做饭。跟他在一起，除了穷点，真的没什么可抱怨的。他病了，都是自己照顾自己。他是家里的主心骨，他一病，我就会悲伤，变得更加悲观。我在企求大富大贵吗？没有。我只是想找一份还能胜任的工作，准确地说，工资中等，不算枯燥的工作。为何不顺？打起精神来。即便丢了工作，我也要每月保障有些收入，而不至于动用存款。可是时隔近一年，我能清楚地看到“可是”后面的省略号省略了我真正想说而没有说出口的话——我太累了， 我烦死了不停地写啊写啊， 我不想再写了， 为什么总是我来承担每月的生活费， 我为什么不能轻松一些， 我要罢工！！！！！！
东亮不是说了让你轻松一段时间，什么都不要写了的话吗？你的稿费负责每月的生活东亮的卖画收入存做储备金难道不是你自己给你和东亮两个人的许诺吗？结婚前，东亮不是说了他可能一辈子就是个穷画画的，你可要想好，你不还是心甘情愿地和人家领了结婚证吗？钱不重要，重要的是人，难道不是你亲口对自己说的？存款上的数额只有1000块的时候，是你对东亮说的吧，要是能有1万块钱该多好。果真有了1万块的时候，你又说，要是能有10万块，我就满足了。可是，当真有了10万块，你满足了吗？难道不是你一遍一遍问东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房子？你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一天，你是不是又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