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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钥匙第一天，张东就把白墙刷成漆黑一片，然后把他创作的现代水墨画挂在黑乎乎的墙上，打算出售。屋顶上吊着几盏大红花布做的灯，又从苍山上找来一些“曼驼铃”，长长的枝条上结着艳黄的圆形野果，挂在屋顶、墙角和门边上；一块不知道从哪里捡来的布满纹理的朽木板，放在店的中间，上面摆着各式各样自认为好玩的东西。一天晚上，张东心血来潮，找来一些木料，在店门口搭起一个两层的木台，木架边上挂满了绿色的啤酒瓶，风一吹，酒瓶叮叮当当，响成一片。附近居民早上起来一看，怎么一夜之间立起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惊奇不已。孩子们老爬上去，跳上跳下，嘻嘻哈哈。大家从没见过这样开店的，更没看过这样的画。好奇前来围观的人还不少。有时张东不理人，任人议论，有时兴致来了，抓住一个人狂说不已。来的人只是看新鲜，没有人会真心买画。张东就想是不是可以卖门票，一块两块也没个数，实施几天也不怎么奏效。那时，他开店就当玩，完全不像做生意，想开门就开门，想关门就关门。一到晚上常在洋人街的酒吧泡着，跟人穷聊。每到周末，我们就一起到附近的州县游山玩水。当然，大部分费用由我负担。他有时给酒吧做装饰设计的收入，还不够他喝酒。那时，我帮他租了一个小院，一前一后两间房，中间一个小天井，花开不断。他在天井边上也搭起一个高高的木头架子，沿着架子，可以爬到卧室的房顶上。早上起来，他经常冲到天井里，对着水龙头洗冷水澡，然后浇花。没事的时候，我们经常爬到木架上，躺着，趴着，斜坐着，晒太阳。阳光暖洋洋地照着，舒服极了。而且站在高处的视觉跟平时的不一样，大理古城大部分都是灰色斜顶瓦房，从高处看过去，一排排参差错落有致，墙头上一簇簇野草。傍晚时，一家家的炊烟缓缓升腾。这样的景致，平时真没太注意。张东有时甚至在周围几家的房顶和隔墙之间跳来跳去，来回穿梭。房东老太太满头白发，看到张东爬到高处，在下面使劲招手，用大理方言大叫：“下来，下来！” 张东赶紧下来，可是老太太一转过背，他又爬上去了，谁都拿他没办法。
他住的那间卧室也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三面白墙上用炭条画满了人体，屋顶一角的瓦片被掀开，安上了玻璃，说是通过这块天窗，可以看到月亮和星星，小小的屋子也用竹子，石头，布帘分隔成几个空间。“乱画堂”开了近两个月的时候，终于做了第一笔也是惟一的一笔生意。一位台湾的肖先生说，他本人也是一个“怪人”，就爱买“怪画”，于是花了一万块钱，买走张东几幅“水墨画”。张东拿到钱，有了经济基础，就想回北京发展。那时，父母已经把我“软禁”起来，不让我们来往，还暗中派人了解张东的身份，让他感到不安全。于是有一天，他突然找到我，告诉我，他要去北京，让我尽快做出决定，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我父母，否则谁都走不了了。我回到家，简单收拾了一下，匆匆给父母留下一张字条，就随张东离开了大理。和张东一起到了圆明园画家村后，认识了很多“同类人”，大家零零散散租住村里的平房，每天画画、喝酒、聊天、唱歌、浪诗（浪漫地吟诗），带着青春和激情，仿佛一片理想的精神家园。没事时，就到游人较少的福海边散步，就像是自家的后花园，享受着福海的日出日落，月圆月缺。夏天游泳戏水划船，捞河蚌，冬天溜冰吃火锅。有时候到北大看电影或演出，有时候去五道口迪厅蹦迪到凌晨，然后又一大堆人一起去吃“加州牛肉面”，玩得忘乎所以，非常过瘾。那时候和一些朋友之间总是互相关心和帮助，有点像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虽然艺术家们都有各自不同的个性和见解，时常也会爆发“战争”。至今和这些朋友仍保持着深刻的友谊，即便有的分开了，仍时不时地念叨着。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我们为了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却渐渐地陷入物质的极端不自由，而且这种状况在以后漫长的生活中，时时会凸现出来。没有稳定的收入，粗暴房东的责难，频繁的搬家，物质条件的简陋，这些都像影子一样紧紧相随。来北京后，差不多两三年，没有和家人联系。刚开始是怕他们知道后，会把我抓回去。后来是因为没做出成绩，无颜面对父母。偶尔给他们写封信，报报平安，宽慰几句，也不留我的地址。
《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 Ⅱ我真的无能为力
其实，经常搬家，也没有固定地址。我知道那时父母为我伤透了心，妈妈不知道掉了多少眼泪，可是我真的无能为力。我为我的选择付出了代价。圆明园画家村解散后，我们搬到了东坝河，以后又搬到酒仙桥。有一天外出，家里被盗，于是又跑到通州宋庄找房子，找来找去，找到北寺的一个独门独院，很满意，第二天就叫了搬家公司。搬家公司的大卡车穿越北京密集繁华的街道，开往郊区，两边高高的大树呼呼而过，有一种很悲壮的感觉。到了北寺，把东西卸下后，开始收拾院子、拔草、整理房间，等弄得差不多，准备休息一下的时候，传来“咚——咚——咚”猛烈的敲门声，打开门，进来几个人，说是通州的片警和村干部，看了看张东的身份证，又看看他的画，生硬地说3天之内必须搬走。我当时特别不明白，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圆明园画家村被赶的情形怎么又出现了呢？这大概是1997年夏天的事。平房住得似乎没有安全感，不得已，又到通州找楼房，找了整整一天，都没合适的，看着夕阳一点点沉落下去，天色越来越暗，走在林立的高楼之间，竟然找不到立足之地，又冷又饿，说不出的困惑与迷惘。最后到了滨河小区，遇到一位老太太，总算给我们介绍了一套在6楼的两居室。在滨河住了几个月，感觉老是租房不是长久之计，当时很多朋友都在通州宋庄的小堡村、大兴庄、辛店村等地买了农村的院子，于是开始筹备在农村买房。我那时在市区上班，张东没事就骑着自行车找房。不知怎么骑到了减河，宽阔的水面，两边高大整齐的白扬树，草地，典型的北方风景。或许是被这风景吸引，便在减河边一个叫“常屯”的村子买了一个小院。平时，张东一个人待着，我周末回来看他。住了一段时间，发觉这里有诸多不便，远离了“大部队”，一个人很孤独，没有交流，院子太小，离高速路太近。于是把房卖了，后来又在辛店村买了一个空阔的院子，当时连院墙都没有，就5间老房子。
在辛店的日子也有很多欢乐，朋友们经常聚在一起。印象最深的是1998年8月在我们家大院子里举办了一次篝火晚会，当时正好是国际艺术博览会，邀请了一大车外国人，还有好多朋友，总数差不多100多人，大家高声唱歌、跳舞、喝酒、狂欢。村子里从来没来过这么多的人，被震惊了，于是村保出来干涉，强行于午夜12点解散，大家兴犹未尽，怏怏而去。我在北京惟一过过的一次生日是在1999年4月，其实是那天刚好几个朋友来玩，其中有中央歌剧舞剧院的老斌，偶尔提起今天是我的生日，于是老斌拿出小提琴，在院子里为我演奏了几首曲子。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聆听这样高水平的小提琴曲，只见指尖非常娴熟地在几根弦间来回拨动，转换速度之神妙让我惊呆了，美妙的乐声超然物外，仿佛不是这样一个乐器演奏出来的，而像天籁之音在风中，在树枝间久久飘荡。这么折腾了几年，靠张东的艺术自然养活不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