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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塞尔·莫雷认为加斯东企图杀害他的精神父亲（或至少是他的施思人）这样一种分析是缺乏根据的，因为这种分析忽略了伯父与侄儿之间所存在的真实而深厚的情感。这种文学上的精神分析甚至使他作出另一种假设。
马塞尔·莫雷这样写道：“加斯东在他伯父身边从未领略过贝多芬给他的侄儿卡尔所造成的那种令人窒息的气氛。”卡尔曾企图自杀，他的行为受着一种“夹杂着对他伯父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爱抚的自卫态度，因不自觉地产生的仇恨所引起的内疚以及对必须爱他伯父这样一种义务的有意识的反抗”的情绪支配着。
加斯东或许曾产生过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受，这种感受不是由于他伯父的严格要求，而是由于他伯父颇具名气，因而引起他的赞叹而产生的。因此，马塞尔·莫雷本来可以将卡尔的情况转移到加斯东的身上。加斯东跟卡尔一样，说不定管产生过一种因不自觉的仇恨而引起的内疚和对必须爱他伯父这样一种道德义务的反抗；一株在大树的繁茂枝柯庇护下成长的小树苗（倘若它有意识的话），可能也会产生同样的情感。’
可是，既然在发生谋杀事件期间测验过的被迫害妄想综合症状说明，这样一种行为按一个头脑健全的人的逻辑是难以理解的，那么提出这样一些假设是否有必要呢？我们手头上掌握的确实证据。只有保尔·凡尔纳写给莱昂·吉荣的信和米歇尔写给他姑母玛丽的信。
保尔的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莱昂：
多可怕的不幸！我刚从亚眠回来，我去看过加斯东。
根据他伯父的要求，他被安置在医院的医务室。这个可
怜的孩子对他作出的举动毫无意识。他说他要吸引公众
对他伯父的注意，如让他被接纳入文学院——这是从他
口里所能得到的唯一解释。我去找过检察官和医生，他
们都说他绝对地不付任何责任。他很快就要被送到疗养
院。
没有丝毫迹象使我们能预料到这样的一种不幸。他
是在去巴黎的途中失踪的。他参加了他表妹的婚礼后，
跟他姑母一道从布卢瓦回来，半路上，他说要去理发，下
车走了，以后便再没露头。我们找了他整整24小时，后
来接到儒勒叫我们速往亚眠的急电，我们才晓得他的下
落；多么不幸！我惆然不知所措，我们都感到悲伤，相信
你们也会产生同感。
草此数言，为让你了解家里发生的事。希望你们能
避免让妈妈得知这个可怕的消息。
儒勒脚部受伤，但医生说，伤势不会产生严重后果。
子弹尚未取出，说不定今后也无法取出。他不觉得疼痛。
大夫将给他安一个仪器把伤脚固定直至痊愈。
哦，我可怜的朋友，多残酷的一天，我根本无法相信
自己遭遇的不幸！
保尔·凡尔纳
又：这封信也是写给全家的，反正报纸上都讲到了，
我信中没丝毫隐瞒。
回信请寄科马丁街27号梅斯利埃小姐家。我可能
很快就要跟妻儿一起到她家住些日子。
米歇尔的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姑母：
你大概已收到我叔父保尔的信。他信中已经谈到了
这次可悲事件的详细情况。因此，我写此信的目的，是要
以爸爸、妈妈以及我个人的名义，对你的善意的来信表示
感谢。
最近的情况幸好不那么坏。当然，昨夜非常令人不
安，但今天恢复了平静，白天的情况非常良好。既来之，
则安之。你知道，子弹尚无法取出，大伙希望过几天后子
弹会自动出来，但现在还难以断定。总之，情况相当严重
而令人不安，但应该说，直至目前，一切都很好，几乎没发
烧，但愿能继续下去！
若一切顺利，我父亲再过1个月或正个半月就能起
床走动。但在三五个月之前，他肯定难以恢复日常的生
活习惯，现在还很难说。这都没啥，要紧的是他能痊愈才
好！
加斯东一直住在医院，我们都在等待对他进行检查
的医生作出的决定，况且，这种决定是不可怀疑的。我叔
父大概想把他关在省政府指定的疗养所里，但他肯定可
以想办法作出选择。这个可怜人实在不幸。这给全家造
成莫大的悲愁。但愿他能痊愈，这毕竟是可能的。
亲爱的姑母，请代我向姑父问候，并把埃迪特和你其
他几位孩子的近况告诉我一下。我得承认，我不大记起
他们的名字了，真见鬼！这也难怪，人数那么多，相隔又
那么久。但愿我们有一天能重新认识。
深情地吻你。
你忠诚的侄儿
米歇尔·凡尔纳
善良的祖母对此事肯定会感到非常悲痛，请代我亲
吻她。
因此可见，卡斯东很可能是塘妄病突然发作。这种疾病表明他心理的脆弱性。他伯父的名气使他产生一种受压抑的感觉，因而诱发此症，这是可能的。但这说明，他的性格不够坚强，无法应付一种上流人物的近亲必然面临的处境。
对一场痛苦的家庭悲剧妄加议论，这似乎没啥益处，因为谁都无法夸口能避免这种悲剧。
伤口开始化脓，医生拒绝取出子弹。当作家还在卧床养伤时，阿突然接到消息说，赫泽尔于1886年3月17日在蒙特卡洛去世。
凡尔纳传第四十章 《北方反对南方》
第四十章 《北方反对南方》
作家埋头创作，先后发表了《北方反对南方》、《上下颠倒》（即《被推翻的世界》、《两年假期》和《凯撒·卡斯卡贝尔》（1888年）。
接到赫泽尔亡故的噩耗，儒勒·凡尔纳简直吓呆了。他这位老朋友的虚弱体质对他来说不是秘密，但蒙特卡洛曾多次使这位体弱多病的人恢复体力，因此，他对病情时轻时重的赫泽尔已经习惯了。赫泽尔到他特别偏爱的地方住上一些日子，往往又变得精神焕发。这一回，精疲力竭的赫泽尔终于病故。1862年曾对他产生过信任的这位出版商随之消逝了。这位出版商曾引导过他，或许有时还管束过他，但一直支持他，把他造就成现在这么一个人，赫泽尔是他充分信赖的知己，是帮助过他和接受过他帮助的挚友，他们曾为共同的事业一道合作共事。
他跟老赫泽尔保持过的联系，今后还要跟小赫泽尔继续保持下去。但位置倒过来了，小赫泽尔不是斯塔尔，而儒勒·凡尔纳是从儿时便看着他长大的兄长。他们透过一位父亲的亡灵——对一个是亲生父亲，对另一个是精神父亲，互相间产生一种兄弟般的情谊；好在他们一直相处得很不错。
在因伤无法动弹前不久，小说家就知道赫泽尔“身体不适”、但“正在好转”，并给他写过一封长信。该信提到，等他回来后，他们将有机会谈谈“米歇尔的那份手稿”，要紧的是看看“这份手稿是否真有点内容”和是否有必要鼓励米歇尔。他跟他谈到关于东京的问题，并为“在不可信赖其诚意的那些中国人的门前卷入这样一件难以摆脱的事件”而感到遗憾。
我们可以看出，这几行文字并没流露出半点忧虑。
他正在“平心静气”地为赫泽尔创作《最后一个奴隶》的第二卷。他们原先一致同意将题目定为《北方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