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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出版的刊物一般回避探讨诸如此类涉及个人道义和历史责
任的问题。
就事业而言，我们这些参与了冷战的人没有昔日反抗纳粹制度的那些人高尚。
如果我对自己一生的叙述说明了什么的话，那就是谍报工作的局限性。回顾所做的
工作，令我们感到欣慰的不是我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了敌人一个冷不防，而恰
恰是相反的理由。由于谍报机构的存在，双方的政治家不用担心会遭到敌方的突然
袭击，从而为半个世纪的和平也是欧洲大陆历史上时间最久的和平做出了
贡献。
双方的政治家，也是我们的主顾，并不想承认这一点。情报价值的大小同间谍
为搞到情报显示出的勇气和做出的牺牲实在毫无关系。根据我的体会，一个谍报机
构是否卓有成效主要取决于收到情报的人在情报不合自己胃口时是否仍会重视它。
问题是，通常只有少数人可以接触到秘密情报，而且他们的决策方式也极不科学。
由于收到的情报数量庞大，他们根本没有时间认真消化。最终做出的决定明智与否
基本上取决于向他们递送情报的官僚机构。政府部门与谍报机构之间常常互相保密，
好似隔着一堵墙。我在任期间，几乎没有机会向上级解释哪些情报最重要。到头来
我手下的官员和间谍的工作成果只有米尔克随意指定的极少数人知道。
在一个极权社会里，判断上的失误可以说是势在必然。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内的
讨论常常冗长无比，而且空洞无物。国家安全部偶尔召开全体大会时，米尔克会滔
滔不绝讲上一大通，随后讨论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
西方的民主社会似乎也没有找到判断情报价值大小的可行办法。猪秽湾惨败一
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个蹩脚的外国谍报机构为了应和冥顽政客的主观愿望，向
肯尼迪总统建议采取这一毫无成功希望的冒险行动。据我所知，可以看到联邦情报
局送给总理办公室的情报的西德人士中，大部分人视其为废纸，不屑一顾。纪尧姆
事发后上台的施密特总理任职期间，常常因类似案件恼火不已。一次他当着东德驻
波恩大使麦克尔·科尔的面挖苦说：“你们能不能别再搞这些谍报活动了？搞到的
那点情报都是些陈仓烂谷子，反正也没什么新玩意儿。真正有用的军事情报我们谁
也搞不到，重大机密早就被美国人和苏联人捂得严严的。把钱花在谍报上毫无必要，
只会使谍报机构自我感觉良好，证明自己需要这么多经费和人。” 说归说，施密特照样把西德情报局抓在自己手里。这位总理及他的办公室主任
经常光顾位于普拉赫的情报局总部。1977年，我在日记里写道：谍报机构“的确自
成一体。不管是否搞到货真价实的情报，双方谍报人员神通广大的名声确实产生了
一个效果：谁都知道任何重大的事件或活动都不可能长久保密。仅这一点就为和平
做出了贡献，而且还保证了国际义务切实得到遵守。”
这席话听上去很像是给自己脸上贴金。人们可能马上会觉得我过高地估计了我
们情报局提供的情报的作用和意义。其实我常常对自己工作的价值抱有疑虑，尤其
是每年庆祝东德国庆时。1974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庆刚过，我在日记里写道：
“在讨论谍报机构的作用时，除了什么人得益的问题外，越来越多的人还思考另一
个问题：这些谍报机构忙活了半天是不是全是瞎忙？我们这些深谓内情的人中，有
谁能不假思索地马上回答？有此问题的不止谍报机构一家。武装部队耗费的资金更
是不可计数。然而北约组织那些上面盖有‘机密’或‘绝密’戳子的文件到头来还
不如卫生纸值钱。”
还有一些持批评态度的人士把我们这些谍报机构的活动比做孩子的游戏。克格
勃的特工冷眼旁观中央情报局、西德情报局、摩萨德或英国谍报机构的特工跟踪克
格勃人员。一位人士评论说：“为了达到目的，应召女郎主动投人外交官的怀抱，
伞尖上涂上了毒药，东德的年轻骑士向徐娘半老的西德女秘书献上花束。世界上没
有一国认为可以不要谍报机构。可这些庞大的谍报机构平时干的无非是互相拆台罢
了。德国人在自己分裂的国家里干得尤其出色，堪称这方面的冠军。一次次胜利之
后，双方遍体鳞伤。”
在普通人眼里，谋报世界一定显得荒诞不经。谍报工作往好的方面说是一场毫
无意义的游戏，往坏的方面说就是邪恶。如今冷战已成为历史，人们正在用比以往
更开阔、更解放的眼光评估谍报工作的价值以及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中央情报局
受到的指责尤甚。人们批评它耗资几十亿后也未能预先看出苏联行将解体，而且还
出了一个鼹鼠，导致苏联境内的整个谍报网遭到破坏。
我认为，双方庞大的谍报机构各裁减一半丝毫不会影响它们的效率。不错，在
人造卫星和电脑“黑客”的时代，搜集情报当然离不开昂贵的技术手段。但这不能
完全取代人。技术手段只能帮助查明某一瞬间的情况。至于各种秘密计划、选择和
其他的考虑，哪怕是最先进的卫星也无法察觉。
此外，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与总部人数的多寡没有什么联系。甚至可以说，任
何一国优秀间谍的数量与其谍报机构的大小成反比。我平时即以此作为工作的出发
点。国家安全部其他部门的做法则相反。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最后达到8万余人。
对一个只有1700万人口的小国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而且对东德的生存没有起到
任何作用。我始终与帕金森定律做斗争。1987年我离开外国情报局时，我们局有30
00多人。4年后它解散时，已涨至4000余人。与此同时，潜伏在西德的间谍人数却一
直没有变化。最后几十年里，我们在西德的间谍人数不过1000余人，其中真正有价
值的不超过十分之一。
因此，虽然谍报机构不可缺少，倘若可以明确它们的使命的话，可以大大减少
其人数。毫无疑问，谍报机构可以对付国际恐怖主义和世界上猖极的毒品贩子集团。
控制核武器的扩散也绝对离不开各国之间的合作。不过如今各大公司都有自己的密
探刺探竞争对手的秘密，政府部门的间谍在搜集工业情报方面能起多大作用值得怀
疑。
我更担心的是，如果不对谍报机构加以精简的话，哪怕是民主国家的政府也难
以抵制暗中监视、控制自己人民的诱惑。谍报机构按其工作性质本来就不民主。毋
庸讳言，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样的专制国家里，谋报机构会成为践踏公民权力的
工具。然而即使是民主社会里的立法机构也难以驾驭谍报机构。由于谍报工作的秘
密性质，通常很难要求它们像其他政府部门一样公开汇报自己的工作，接受监督。
问题的症结恰恰在于此。即使是经过挑选的少数议员组成的监督委员会也无法了解
到最核心的机密，例如西德联邦议会和美国国会。所有实行代议制的民主国家里层
出不穷的丑闻证明了这一点。
只要存在政治冲突，只要武装部队负有解决这类冲突的使命，任何一国都离不
开一个侦查潜在敌人的意图及能力的机构。民主国家的议会和政府充其量只能争取
确保谍报机构严守事先为它们规定好的职责，不得卷入其他活动。然而暗中的较量
会继续下去。无论谁胜谁负，这种较量绝不是什么游戏。它发生在现实世界当中。
有人会为此坐牢，有人身败名裂，甚至有人为此丧生。而他们搞到的情报并无法决
定一国的政治走向，充其量也许只能施加些许影响。无疑，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干了一辈子谋报工作后，我不禁思忖，这一代价是否值当？
杜塞尔多夫法庭结束对我的审判时，我讲了下面的一段话：“一个年愈70的老
人自然可以思考一下自己一生的功过。审判期间，‘叛国罪’一词不绝于耳。我扪
心自问，是否真的背叛了我一生遵循的做人准则。我的家人、朋友和我崇敬的人无
比珍惜这些原则。今天我认识到，我们过去频频失误，犯了许多性质严重的错误，
而且往往是已铸成大错时才恍然大悟。但我仍然信奉当年我们满腔热情去改变世界
时怀有的理想和价值观。”
通过讲述我的一生，我希望清楚地向世人说明，我从未背叛我的理想，因此也
没有虚度一生的感觉。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