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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该组织走向败落。红军派的头目担心当局会大规模逮捕其成员，于是做出决定，
任何人如果不想干可以自由退出，不必担心会受到报复。第22局的一个小组负责具
体安排这些人的工作和生活。参与这项工作的官员名字一律对外保密，连我也不知
道。外国情报局同重新安置红军派成员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米尔克一向喜欢把只
有他知道的事抓在自己手里。从工作角度上讲，他没有理由对我保密。但鉴于第22
局直接归他管，他也没有理由一定要告诉我。反正我从一开始就认准了一条，离红
军派成员越远越好。他们中有些人很可能已被西德谍报机构收买，借机混入我方内
部。
如果确实存在红军派恐怖分子从东德领土上对西德境内目标发动袭击的危险的
话，我肯定会从反谍报机构那里听到这方面的消息。可这种危险并不存在。我们鼓
励这些前成员在东德尽量安分守己地过日子。每个恐怖分子都为自己在东德安身准
备了一套托词，如因为参加激进的社会主义团体的抗议活动受到西德警方的骚扰，
或东德有年迈父母，想和他们住得近点，等等。事先他们都受到警告，不得泄露过
去参与恐怖活动的历史。可人毕竟是人，总想找谁诉说一下心里话。有些人在东德
成家后向自己的丈夫或妻子坦白了过去在红军派里干的坏事。这批人在东德的工厂
和机关里与周围的新同事有一点明显的不同。他们丝毫不掩饰对社会主义的信仰。
例如，1989年东德垮台后，报上报道了马格德堡市一个叫菲特的人怒斥她所在的厂
的党支部成员过分热衷于与西德统一货币！与恋人在东德顶北部定居的施特恩贝克
向我们反映，她去的那家工厂的同事不相信她的话。大家底下窃窃私语，猜测她是
从西德撤回的国家安全部特工。
决定庇护前红军派成员恐怕是出于同一心理，即担心自己有可能成为他们袭击
的目标。不过在处理红军派的问题上，米尔克还有一层用意。他想通过窝藏这些前
恐怖主义分子令西德难堪。一些红军派成员在叙利亚和南也门接受了使用更先进的
炸药和武器的训练。每年还举行一期特训班，训练他们使用苏制RPG…7型反坦克炮。
东德还在自己境内为仍住在西德的前红军派成员举办了培训班。已公开的资料表明，
1981年到1982年期间，一小批人还接受了扫射奔驰轿车乘客座位的训练。一头活的
牧羊犬被系在座位上充当靶子。结果是犬被击毙，汽车被炸毁。教官然后告诉受训
的恐怖分子如何清理现场。
起初米尔克觉得通过红军派成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西德。与此同时，把他们请
来不失为自我保护的一步棋。然而国家安全部训练前红军派成员的例子证实了我的
看法，米尔克仍然没有打消在一场东西方之间的战争中利用这些人的念头。他觉得
完全有可能爆发这样一场战争。
西德谍报机构当然猜到这些照片被张贴在邮局的通缉要犯躲到了东德。看到这
些叛逆社会的西德青年，昂纳克和米尔克很有可能想起了他们昔日在德国秘密反抗
希特勒的青年时代。不过和这些人相处一段后恐怕就不会再有志同道合的感觉。他
们中大多数人出身中上阶层家庭，骄横任性。反抗的方式也缺乏当年德国共产党及
其谍报机构在纳粹德国坚持开展秘密工作时显示出的勇气和机警。在狱中服刑的红
军派成员波尔据信是该组织恐怖活动的重要策划人之一。他在一次采访中谈到在东
德受训的情况时说：“那些理论课程和宣扬世界和平的说教真让人受不了。与其听
这些课还不如去读《新德意志报》（东德共产党机关报）。我们与东德教官之间的
关系一直很紧张。到了后来，双方恐怕都互相厌恶透了。”
如何区分自由战士和恐怖分子通常取决于你站在哪一方的立场上。我们曾向南
非境内的解放运动非洲国民大会提供军事和资金上的援助。对此我终生不
悔。支持非洲国民大会并没有任何战略上的考虑。我们并不期待他们有朝一日会上
台执政。我们认为，它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是正义的解放斗争。许多年后，当我看
到曼德拉在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南非承担起治国的重任时，对当年的判断不禁哑然
失笑。
不过帮助非洲国民大会不能说没有一点政治动机。我们希望加强该组织内的左
翼力量。具体做法上无论是我们还是苏联都要格外谨慎小心。处理不好就会加剧解
放运动内部自由派与亲共派的分裂，反而对一贯反共的白人政权有利。我们和莫斯
科一致认为，争取非洲国民大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佳办法是尽量做到有求必应。
这样他们就会把我们当成自己事业中的盟友。
从70年代中开始，东德开始训练非洲国民大会的游击队员。这属于军事合作范
围，而不是谍报合作，由AGM（国安部长工作小组）和肖尔茨将军主管。两批人数在
40到50之间的非洲国民大会的战士在位于东德乡村的一所党校接受了训练。不隶属
于外国情报局的东德军事谍报机构负责安排他们的行程。不用说，他们的行程属于
机密。一般经坦桑尼亚或安哥拉飞伦敦，然后换乘东德国家航空公司的飞机飞东柏
林。我们的人觉得，这是一条摆脱南非谍报机构监视的最佳路线。事实证明果然如
此。
非洲国民大会的人员在东德接受军事训练的消息始终没有走露过。70年代末我
才了解到这一情况。当时南非共产党主席斯洛沃通过东德党中央请我们帮助培训少
量的非洲国民大会反谍报人员。他解释说，非洲国民大会内部有可能会混人南非政
府的特务。而他们对反谍报一窍不通，无法建立一支反谍报队伍防止渗透。昂纳克
办公室把斯洛沃的信转给了我们，信上批有一行字：“总书记已经同意。”
柏林外的波茨坦有一所隶属于国家安全部的法律学院。我们在该院的一个特别
系为8至10名非洲国民大会成员提供了培训。建立这所学院是我们情报局想出来的主
意。它有多种用途，都与国家安全部有关。退休的谍报官员在此讲授各种课程，从
基础国际知识到反谍报技能。在一位从反谍报局借调过来的将军的细心指导下，这
些非洲国民大会的学员学习如何发现潜在的鼹鼠，如何迷惑敌人并将他们抓获，同
时又不暴露自己。
培训班每隔3到5个月办一期。我们向他们介绍了敌方谍报机构采用的种种手段
以及审问心理学。这些南非学生学起来如饥似渴，恨不得把一切都记在脑子里。培
训内容还包括了一些马克思一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学员们非常客气地表示，这不
是他们前来培训的目的。此时我们已经通过这类合作摸到了一条基本规律；把我们
的世界观强加在合作伙伴身上是不明智的。我们本来期待着通过与非洲国民大会建
立联系，有朝一日能够使我们派往国外的间谍披上合法的外衣。具体设想是，我们
可以先派他们去南非，然后在我们当地谍报人员的帮助下改换身份。1988年前后这
种办法刚刚开始有点眉巳因而无从得知它是否行得通。
在思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恐怖分子提供援助的问题时，尤其是法国领事馆和
拉贝勒夜总会被炸事件，任何与此有牵连的人都无法回避个人的责任或罪责。死者
并不是在争取自由的战斗中倒下的战士。他们既不同意我们的世界观，甚至也不同
意我flJ高度重视的安全理论。这类袭击，如1993年一个恐怖主义团体爆炸世界贸易
中心的行为，显示出一个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与恐怖分子打交道时应负的责任。然
而这些都是事后之见。我们与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和其他类似组织的合作是一
个复杂的政治谋略的组成部分。我个人参与了这一谋略的制定，对此要负个人的责
任，而且也深知这一点。开展这类合作是东德领导人的旨意，它们与过去卷入第三
世界的活动一样，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冷战期间，双方在这场无所不用其极的冷酷的对峙中也曾怀有一些良好的愿望。
审视我们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活动以及和许多人视为恐怖组织的关系时，我希望我方
的良好愿望能够留下一点痕迹。·我们不应因卢蒙巴、切·格瓦拉、阿连德、拉宾
以及千千万万只有亲属才记得的受害者洒下鲜血而却步不前，而是应该从曼德拉当
选为南非总统以及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