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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绝好的反面教员，给潜在的叛逃者敲敲警钟，东德允许他们返回。另一方面，政
府却不再信任这批人。为了得到像样的住房和工作，他们不得不接受严厉的盘问，
证明自己这一次决不会再背叛社会主义祖国。用不着懂弗洛伊德的学说即可看出，
这批人此时极易受人摆布。
盘问他们的目的之一是想查明，西德谍报机构中征募特务的官员是否曾经找过
他们。如果找过的话，又采取了什么方式对他们进行拉拢的。可惜安全部第9处在苏
尔地区的分处（第9处负责审讯）什么也没问出来。当地谍报官员盘问过的人中，没
几个人见过西德征募特务的官员。即使见过，也不过是一般官员，9处的头子觉得根
本引不起东柏林总部的注意。
一天，两位中级官员汇报说，他们刚盘问过的一名东德叛逃军人供认自己被美
国人收买。这比找到一个只为西德效力的人有吸引力多了。据这两位官员讲，此人
在收容叛逃的东德人的营地接受了美国人的从事颠覆和破坏行动的训练。多年来，
我们一直宣传西方密谋在东德境内搞破坏。现在这种宣传可算开花结果。此人还交
待说，美国人称每个受过训的东德人为“特殊使命特工”，德语里简称ASA。
这个词本应立即引起人们的警觉。首先，它听上去德国味很浓，不像是美国人
用的。说得具体一点，它很像是东德使用的那种没有档次的虚浮文体。返回的叛逃
人员对审讯人员的暗示心领神会，明白他们的交待越有滋有味，越有可能受到政府
的宽大处理。于是趋之若骛，纷纷坦白自己是ASA分子。柏林总部的9处以及它在各
地的分处也先后加入到这场游戏中。波罗的海罗斯托克地区的9处人员甚至称一名A
SA分子交待了有关一艘神秘的潜艇的情报。
米尔克听说后喜笑颜开。他一直警告说西方国家试图在东德内部兴风作浪，并
主张对东德人民严加监视。现在终于得到了证实。一次米尔克在我陪同下与安德罗
波夫会晤时炫耀说，他掌握了西方计划对东德搞破坏的重要情报，然后将一份有关
美国一艘小型潜艇行踪的绝密文件交给了安德罗波夫。他警觉地瞥了我一眼，强调
说，这份文件是他主管下的反谍报机构搞到的，与我们外国情报局无关。
谁也没敢问苏联人如何看待这份文件。因为这次会见后不久，东德国防部军事
情报局里的一位同事警告我说，马上会爆发一场丑闻。国防部里海洋及战略方面的
专家分析过这份材料后指出，美国人也好，其他人也好，都没有能力把一艘潜艇派
到这名ASA人员声称他见到它的水域。随后，ASA分子交待的供词如多米诺骨牌纷纷
不攻自破。发现这一切纯属虚构的不是反谍报机构内的调查人员，而是大名鼎鼎的
律师福格尔。此事败露前，上面指派他担任不幸的ASA人员的辩护律师（这些叛逃人
员因供认参与了所谓的ASA活动而得到宽大处理，但仍因叛逃罪受到审判）。福格尔
仔细阅读了这些人的案卷后发现，大部分供词都是9处人员自己加进去的。更有甚者，
9处的高级官员看来根本不相信有ASA这回事。然而面对下面人员的纷纷报喜，又为
了取悦喜欢听到这类供词的反谍报机构总部里的上司，他们无力或不愿意及时制止
事态的发展，以致后来越演越烈。
米尔克闪电般地将9处处长解职，并指派专人调查此事。他在一次会议上严厉告
诫安全部的工作人员要奉公守法，始终尊重公民的权利，并呼吁加强对调查人员的
监督。“供词不能取代独立取证，”他吼道。“我们决不能搞宁肯错捕一个，不使
一人漏网那一套。”我们大家听后面面相觑。这话是从米尔克嘴里说出来的吗？不
过他训完话后结尾的几句令我们放下了心。“同志们，敌人就是敌人。对他们决不
能有丝毫怜悯。”至少我们知道米尔克精神没出毛病。
米尔克自己是否认识到ASA闹剧是他向部下施压的结果，我不得而知。9处在苏
尔地区的所有高级官员均被悄悄撤换。不过应对此案负责的人中没有一个受到惩罚。
显然，部长大人觉得还是不声张为好。
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和平运动风起云涌。无论东德还是西德政府均面临巨
大压力。原本对抗议活动不感兴趣的公民出于对核冲突的担心，反核情绪日益高涨。
30万人涌到波恩，参加抗议北约在欧洲部署核导弹的和平示威。西德国内的这类反
核活动正中我们下怀，因为这会给北约决策人带来复杂的政治因素。西德的领导人
面对这种政治压力常常十分恼火，转而指责我们煽动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操纵和
平运动。
事实上，西德境内的和平示威活动的确得到了东德的资助。与此同时，我们自
己也有一本难念的经。既要设法支持西欧的和平运动，把它作为反对华盛顿的宣传
武器，又要竭力压制本国的和平团体，把它们的宣传斥为“意识形态上的旁门左道”，
处境颇为尴尬。像在波恩和英国的格里纳姆一康芒举行的那样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
动，苏联阵营内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不过我们意识到，和平运动已在我们各自国
家内生根，构成了对苏联势力的挑战。和平这一主题尤其令东德领导人坐卧不安。
他们一向认为，和平是共产主义的理想。1980年苏联在东德部署SS…20导弹后，当
地东德居民忧心忡忡。对核导弹的共同憎恨开始使长期分割的东西德人民走到一起。
和平课题还使人注意到东德社会中人民更广泛的不满情绪。教会的不少教士成了和
平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们躲在幕后出谋划策，打着反对核政策的幌子积极引导抗议
活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不仅如此，和平运动还把一批积极支持苏联和东欧国家内持不同政见者的知名
文人学者推到了前台，如流亡美国的索尔仁尼琴、和索尔仁尼琴一样被剥夺了国籍
的东德著名歌手和诗人比尔曼、西德、诺贝尔文学获奖人海因里希·伯尔等。苏联
和其他东欧国家的政治局担心，人民可能会在其他问题上对共产党政权发难。西德
和平运动中的一些头面人物也令我头痛不已。自从1975年苏联签署了赫尔辛基人权
协定后，东欧国家越来越难于拒绝这样的人入境。
作为熟悉西欧政治气候的外国情报局局长，我的任务是研究裁军运动对北约国
家的外交政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并探讨东德如何利用西方国家在这一牵动感情
的问题上产生的裂隙。
西德经历了1968年的学潮后，一批与德国共产党关系密切的人成立了德国和平
同盟。这并非是我方精心策划的结果，至少成立之初不是。莫斯科与东柏林很乐于
看到左翼积极分子成立这样的团体，然后静观其发展。连我也为这类团体宣传的观
点在社会上如此迅速扎根感到惊奇。我在二份给下属的备忘录中写道：
出身富裕家庭的青年人的价值观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对社会上的这部分人
来说，个人的荣华富贵越来越不重要。关心人类的命运，声援正义事业并追求一种
“同感”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同感”是指同属于一个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和理
想截然不同的团体。
西德青年价值观的转变给我们发展间谍提供了新的机会。为了谨慎起见，我们
决定不在和平运动内部发展间谍。干谍报这行，随时都会有意外发生。如果人们发
现反核抗议运动中的头面人物受了我们的利用，他们就会威信扫地，被追随者和公
众视为苏联的小走卒。有几次我们确实试探过有可能为我们做事的人。如果他们同
意，我们会建议他们今后避免过多地卷人反核运动。这样做还有一个明智的理由：
主张裁军的公民常常受到本国反谍报机构的监视，看他们是否与可疑的人有来往。
在这场核威慑理论的支持者与反对者的较量中，公众舆论如何看待莫斯科和华
盛顿的意图至关重要。我们的重点是反击美国人宣传的苏联威胁论。有一个组织在
这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个组织名叫将军争取和平运动，听上去简直自相
矛盾。它不过是和平运动中一个小小的分支。别看它人数寥寥无几，对裁军问题却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将军争取和平运动成立干1981年，其成员是因对北约的核理论不满而退役的陆
海军将领。他们中包括：出身贵族，在波恩社交界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