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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会胡来，”他最后说。换言之，两个超级大国玩这场战争游戏时，我们德国人
应该彼此对话，保持头脑冷静。
安德罗波夫认为，美国人正竭力想占有对苏联的核优势。他提到卡特总统、他
的顾问布热津斯基以及五角大楼人士曾声称，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对苏联发动第一次
核打击。“现在不是我们示弱的时候，”他说。安德罗波夫还对苏军同阿富汗的穆
斯林原教旨主义叛乱分子作战时伤亡日益增大感到不安。我试探地问他今后在阿富
汗问题上有何打算。他只肯说：“现在已经没有退路。”
安德罗波夫骂得最狠的要数施密特总理。施密特已同意接受北约的双轨战略：
一面谈判，一面计划在西德部署核导弹。“这个人是个两面派，”他抱怨说。“实
际上他是站在美国人一边的。跟这号人不应有任何高层接触。”我猜想他是指昂纳
克与施密特之间的私下往来。刚才他同米尔克私下交谈时一定涉及到这个问题。这
种接触经常背着苏联人，为此他们一直很恼火。莫斯科对东方政策带来的东西德关
系的松动满腹狐疑，想牢牢控制东西德关系改善的步伐。安德罗波夫和外长葛罗米
柯尤其处心积虑地想阻止昂纳克访问波恩。国际风云越是险恶，昂纳克和施密特越
是努力改善他们的个人关系。两人通过一条电话专线保持联系。与此同时，西德陆
续不断地用金钱换回一批又一批东德犯人的自由。这种交易成了最能反映两德关系
状况的一面镜子。
我们通过波恩的情报渠道获悉，西德与北约的关系颇为紧张。当初莫斯科和华
盛顿不与各自的盟友商量，单独就限制洲际导弹力量达成协议时，是施密特首先提
出欧洲防御的问题。如今他弄得骑虎难下，自食苦果。卡特呼吁西德和美国一道抵
制在莫斯科举行的奥运会将矛盾激化到了极点。施密特本来就貌合神离的政府分裂
成赞成抵制和反对抵制的两派。一位社会民主党人士告诉我们，施密特可以以辞职
要挟，迫使内阁批准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决定。我们根据安插在西德重要政府部门
的间谍提供的情报获悉，施密特对美国人向他施加压力极为恼火。美国对苏立场趋
于强硬迫使他取消原定对东柏林的访问。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念念不忘与
东德保持联系，对参加超级大国的游戏不感兴趣。他坚持自己出面，直截了当地宣
布取消预定的东德之行，而不是设法把昂纳克逼到不得不主动撤回对他的邀请的境
地。
一旦谈判破裂，我主管的情报局负责向莫斯科提供美国将于1982年在欧洲部署
的美国潘兴2式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地点及技术参数的情报。说句老实话，我对美国核
战略的了解远胜于对苏联在东欧部署的导弹的了解。这主要归功于我在北约组织内
部的头号间谍鲁普。虽然我们是莫斯科的头号盟国，而且部署在最靠近前线的导弹
是在我们自己的领土上，但苏联人机动式SS…20导弹的部署地点对我们也严加保密。
苏联人的这种目中无人的行为惹恼并疏远了不少本来对其忠心耿耿的东德人。只有
举行假想北约对我们实施首次核打击时的特别备战演习时，才叫上我们情报局的人
参加。
随着美国重新扩充军备以及更为咄咄逼人的里根政府上台执政，我们的苏联伙
伴焦虑不安，担心会遭到核导弹的袭击。俄语里称为核袭击。东德情报局接到指示，
查明西方是否有这类突然袭击的计划。为此，我们专门抽调一批人，成立了一个特
别形势分析中心和紧急指挥中心。在这些地方工作的人员必须受过军事训练并参加
受到假想袭击的演习。我和大多数有头脑的人一样，觉得这种战争游戏实在是浪费
时间。可上面的命令一向不容置疑，这一次也不例外。我不再相信欧洲会爆发核战
争。但我的确认为，世界两大敌对制度在政治、经济和其他领域的对抗会进一步加
剧。同时，我越来越怀疑，双方的主要政治家是否理解世界形势正在发生的变化并
抓住变化带来的机会。我开始萌生退休的意念，想转入写作。然而剑拔弩张的形势
令我难以脱身，不得不三番五次推迟做出决定。
别看莫斯科外表气壮如牛，我深知美国采取强硬立场将使苏联处于极为不利的
境地。勃列日涅夫与尼克松举行的限制战略武器第二轮谈判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
对吉米·卡特的当选我们毫无准备，最初手头上有关他的材料少得可怜，只知道他
是一位不引人注目的花生种植主。波恩的耳目告诉我们，这位新上任的总司令同样
没有引起西德人的重视。我们听说后感觉才好了一点。卡特上台后宣布了破记录的
高达15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用于建造MX和三叉戟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新核潜艇
以及拥有100000余人的新预备师。莫斯科对此惊恐万分。一位苏联著名核战略家私
下对我说：“我们拼经费可拼不过他们。谢天谢地，多亏我们在其他地方比他们强！”
此时，东德与西德已绕过各自的主子，消除了政策上的部分分歧。社会民主党
政府内担任议会党团主席的实权人物赫伯特·魏纳对美国的核战略政策忧心忡忡。
为不使波恩与东德的联系中断，他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通过他的助手维南德得到
一份他起草的机密文件。他对华盛顿的真实意图的满腹狐疑可以从中窥见一斑。魏
纳毫不客气地批评美国人：“中央情报局在两个德国之间挑唆战争。这不是什么新
发明。中子弹就是专门为鲁尔区和柏林设计制造的。我和施密特一样信不过卡特。
倒不是怀疑他居心叵测。问题是他什么都想试试。这种态度很容易引出乱子。”
前面提到过，我认为魏纳知道他的助手与东德有染。他本人对共产主义制度早
已心灰意冷，不可能成为我们的人。但他清楚地向我们暗示，为了捍卫德国的利益，
稍有核冲突的苗头，他会立即通知东德，不管他本人会冒多么大的政治风险。他还
通过安排双方交换间谍的律师福格尔进一步发展了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联系。最
终魏纳对昂纳克的信任恐伯超过自己党的领袖。我们甚至通过西德方面的人得知，
魏纳留下遗嘱，他死后私人文件存放在东德。
美国政策不可理喻的转变令我们忐忑不安。与此同时，这段时间苏联外交政策
的反复无常也令我们头痛不已。昂纳克思想上刚刚转过弯子，准备根据新的东方政
策调整对西德社会民主党人的看法时，莫斯科即发出了刹车的信号。
专门负责与我个人联系的苏联谍报官员布达欣向我提出的问题表明，尽管两国
官员频频举杯祝酒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莫斯科与东柏林的关系注定是聋子的对
话。建造一条穿过东德领土的汉堡至柏林的高速公路也好，修一条东西德航运河道
也好，或是与西德的产业巨头克虏伯或赫希斯特谈判生意也好，每次苏联人都表示
怀疑和反对。通常这会导致又一次推迟双方期待已久的昂纳克与施密特的会晤。
昂纳克有一种幻觉，以为他可以单枪匹马地解决这类问题。加之东德国内模仿
苏联对其领导人搞的个人崇拜对他大肆吹捧，更使他飘飘然。他从魏纳处得知苏联
人与波恩背着东德秘密会谈后，漫不经心地说：“没有我们在场，他们什么也决定
不了。”历史证明这是他的一大失误。
我自己也是棋错一着，过分依赖苏联而没有认识到这样做的后果。苏联是我生
活学习过的地方，我对苏联毕生怀有深厚的感情，同苏联谍报官员交情颇深。受此
影响，我以为克格勃把我们情报局当成一个平等的伙伴。我知道莫斯科从我们这里
源源不断地得到了大量情报：如有关他们正面之敌的政治和军事情报，美国国家安
全局编写的电子侦探的技术手册，中央情报局特工的姓名与工作方式以及数量惊人
的科技情报。由于忙不过来，这位苏联联络官不得不增加一名助手帮助处理收到的
这些情报。而我们从苏联人那儿得到的情报则少得可怜。不过苏联谍报机构的高级
官员对此状况供认不讳，并尽自己的力量设法改变这种现象。加上莫斯科的任何变
革都是步履蹒跚，我竟昏昏然认为莫斯科始终会把我们置于他们外交政策的首位。
斯大林、赫鲁晓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代一直是这样。因此，1989年戈尔巴
乔夫决定把我们交由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