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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与原件的丰富内容相比，我们听到的不过是只鳞片甲而已。
1973年夏天，西德反谍报机构完全有理由对纪尧姆的活动产生怀疑。一名反谍
报官员在处理另一桩案子时，注意到了纪尧姆这个名字。此前他已知道，纪尧姆是
格罗诺的朋友。虽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两人之间有联系，可纪尧姆这个典型的法
国名字总是在他脑海里时隐时现。尤其致命的是，与格罗诺在西柏林同时被逮捕的
那个来自东德的联络员违反了秘密工作的一切基本规则。他身上带了一张纸条，上
面写了几个关键的字，以备遗忘。其中就有纪尧姆的名字。记下纪尧姆是因为我们
让他敦促格罗诺断绝与纪尧姆的联系。我们当时感到他们两人过于接近。
纪尧姆最终还是栽到了他这个扎眼的名字下面。倘若他叫梅耶或舒尔茨的话，
或许还能逢凶化吉。祸不单行，另一起巧合彻底断送了纪尧姆。这位注意到几起案
子中均出现纪尧姆的名字的西德反谍报官员一天在餐厅吃饭，恰好与一位专门研究
收信人身份不明的无线电讯的同事坐在了一起。两人聊起最近的工作。这一偶遇决
定了纪尧姆的命运。
50年代期间，我们情报局使用苏联在第二次大战中用过的密码方式与海外的间
谍联系。每份电文以一个数字开头。这个数字代表我们的某个间谍。西方情报组织
借用电脑早已破译了这套密码。一旦知道每个数字代表我们潜伏的一名间谍，就可
以对截收的电文进行登记，归类。电文内容先记录下来，最终也被破译。对每个收
报的间谍都建立了档案。敌方惟一有待做的是把收报人的阿拉伯数字代号换成具体
的人名。
1959年，我们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马上改换了密码和发报方式。同时还做出规
定，发报时不得提及具体人名、地名和或接头时间。我们重新审查了一遍发给海外
间谍的所有电文，确信给纪尧姆夫妇的电文没有露出半点蛛丝马迹。可惜，我们忽
视了生日、元旦和其他一些家庭视为重要的日子里发出的例行祝贺电文。德国人很
看重这类日子。对我们的间谍来说，这意味着他们是我们这个大集体中的一员。假
如我们在这些事上不这么认真，西德恐怕永远也发现不了纪尧姆。
1957年，西德截获了发给一个代号为G的间谍的几份电文。第一份祝贺G的生日。
另一份是祝贺G的妻子的生日。最后一份说：“祝贺第二个男人。”16年后，在科隆
的那家餐厅，始终换而不舍地研究收信人不明的电文的那位西德官员听了同事的介
绍后，猛然想起有一个代号叫G的间谍一直没有破获。此人50年代末开始活动，与社
会民主党有联系，而且还收到东德头头们的祝贺电文，显然不是什么等闲之辈。
监听无线电通讯的这位官员找出档案，查到了这几份吊人胃口的电文。那份用
隐晦语言提到第二个男人的电文最令他头疼。其实这份电文是祝贺纪尧姆夫妇第一
个，也是惟…一个儿子皮埃尔的出生。两人为了搞清第二个男人指的是谁冥思苦想
了好一阵子，直到其中一人想到，它可能指新出生的男孩。他俩仔细查阅了涉及其
他案情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人事档案。查到格罗诺一案时，果然看到了纪尧姆的名字。
即使到了这一步，纪尧姆仍有一线生机。后来我从西德反谍报机构里的头号鼹鼠库
龙那里得知，西德的分析人员否决了G可能就是纪尧姆的说法。理由是他只有一个儿
子，而根据电文，新生儿是第二个儿子。直到有人恍然大悟，亦或是一个老实巴交
过日子的人指出，通常父亲在一个家庭中被看做是第一个男人，长子自然是第二个
男人了。
下一步是决定如何搜集证明纪尧姆是间谍的确凿证据，同时避免使西方利益进
一步遭到损害。西德反谍报机构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立即动手搜集证据，尽快完
成侦查。再一个是稳住纪尧姆，监视他与什么人联系。他们选择了第二种办法。为
了不引起纪尧姆的疑心，先把克里斯特尔置于监视之下。他们正确地推断，纪尧姆
与东德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她进行的。只要捕捉到她把情报交给东德联络员的镜头，
自然铁证如山。
迄今为止，一切无可指摘。而后发生的事使人不禁怀疑，是不是所有的西德政
治家都替勃兰特着想。1973年5月29日，西德反谍报机构的首脑诺劳向内政部长根舍
汇报了纪尧姆一案。后来这两个人在西德议会成立的一个调查委员会上作证时，对
诺劳的汇报内容各执一词。根舍和他的办公室主任金克尔日后历任情报局长、
司法部长、根舍退休后又任外交部长一口咬定，诺劳只说纪尧姆可疑，并没有
详细解释反谍报机构搜集到的任何证据。根舍把这次谈话内容向勃兰特作了汇报，
并转达了反谍报机构的建议，暂不惊动纪尧姆，对他进行严密监视。可他反映以上
情况时，显然轻描淡写，并未引起勃兰特的重视。诺劳直到去世前一直坚持说，他
曾发出过强烈的警告。不过最终他还是引咎辞职。内政部长和国内反谍报机构首脑
作证时各执一词引起人们的纷纷猜测，根舍是否有意对他所掌握的纪尧姆一案的情
况的重要性轻描淡写，期待这一灾难给勃兰特造成最大的政治影响，如同实际发生
的那样。
到底应该怎么解释这一切？第一种说法是，野心勃勃的根舍看到勃兰特的政府
遇到麻烦开始打起自由民主党的小算盘，转而支持基督教民主联盟。他已经开始与
科尔碰头会晤。也许是这样。但姑且假定根舍和诺劳出于破案的需要命令部下暂时
按兵不动，等待纪尧姆自我暴露，然后掌握确凿证据。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根本不
应当让纪尧姆继续留在勃兰特身边这个敏感的位置上担任他的助手。我如果是勃兰
特的话，首先会对根舍大发雷霆。
事实上，从西德反谍报机构告诉根舍他们正在监视纪尧姆，一直到他被捕的那
一天，除了已有的证据外，半点新证据也没找到。整整一年，纪尧姆继续可以看到
绝密文件。此案的知情人对西德总理身边有一个间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他接触
他们本应保护的国家机密。虽然埋下干柴的是我们，划着火柴点燃了这场将勃兰特
烧得通体鳞伤的大火的却是其他人，包括根舍和金克尔。而且火起之后，他们不是
急于灭火，而是隔岸观火。
纪尧姆被捕后，根舍在议会上声称，挖出了整整一个间谍集团。为了掩饰自己
在这件事中扮演的可疑角色，根舍用心可谓良苦。只有这样说，才能解释为什么迟
迟没有逮捕纪尧姆。我现在已没有任何隐瞒的动机，在此可以声明，所谓的间谍集
团纯系子虚乌有。纪尧姆夫妇是一对独往独来的间谍。
收到克里斯特尔的报警后，我们指示她和纪尧姆停止一切秘密活动。为什么没
有马上把他们撤回东德？无疑，这是我们的一步失着。除了疏忽大意外，还有其他
的原因。我曾反复思考过要不要撤回纪尧姆夫妇。鉴于监视克里斯特尔的手法十分
拙劣，我们误以为西德方面眼下并没有对她丈夫起疑心。莱贝尔现在已任国防部长，
并建议克里斯特尔到他的办公室任助手。我们知道为此她会受到严格的安全审查，
因此把她受到监视当成莱贝尔调她去他的办公室工作的结果。最后我们让纪尧姆夫
妇自己根据情况随机应变。如果他们觉得处境危险的话，可以马上溜回东德。俩人
都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于是我们商定偃旗息鼓一段时间。这时我向米尔克作了汇报。前面已说过，我
与他的关系很一般。为了不让人插手我主管的部门，重要的间谍均由我直接抓。只
有当我们的计划有可能危及国家领导人时，我才征求上司的同意。鉴于纪尧姆的位
置政治上极其敏感，通报国家安全部部长显然是明智之举。米尔克同意，现在最好
是坐以待观。我觉得他不太可能把这件事告诉昂纳克或其他人。
一连几个月毫无动静。1974年2月，纪尧姆夫妇建议恢复秘密工作。我主张再冷
却一段时间，等到秋天再说。
当年4月，纪尧姆在法国南部度假时，第一次觉察到受到盯梢。他的后面跟了整
整一串法国和西德密探的车子。但他开车穿过巴黎和比利时返回西德时，尾随的车
子不见了。此乃天赐良机。他凭着直觉和受过的训练本应意识到，此时不逃，更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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