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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1961年8月，我听到修建柏林墙的消息后，和所有人一样大吃一惊。我
的坦诚肯定会损害我在东德国内的名声。我能想到的惟一解释是，参与筹划这次行
动的米尔克故意对我封锁消息。8月13日清晨，我和成百万的人一样，从广播里听到
修建柏林墙的消息，怒不可遏。我们与潜伏在西德的间谍联络的方式因柏林墙的修
建一夜间发生了巨变。鉴于我们的人以后仍需在东西德之间往返穿梭，这样的事理
应事先通知我。由于修建柏林墙的计划被捂得密不透风，我们甚至来不及事先跟边
防军司令部打招呼，允许我们的信使穿过这道突如其来的无法逾越的边界，去西德
与我们的间谍接头。
接下去的几天里，我忙不迭地给我们局的人分发匆忙准备好的通行证，使他们
可以穿过边防检查站，按时到西德与我们的人接头。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工作上的
便利。间谍这一行里人与人打交道全靠言必信这一条。一旦断了线，势单力孤的间
谍就会惊恐万状。搜集情报这台机器也会随之停止运转。
此后我们的信使再去西德必须想出更充足的理由，不然边界另一边的警察会怀
疑，他们为什么可以去西德，其他的东德人却不行。对西方情报机构来说，封锁边
界是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关闭边界后，大批东德普通老百姓无法再去西德。西方各
国的反谍报机构从而可以集中力量对付可以出国的少量东德人。他们通常是因公访
问的人员，如外贸官员，事先得到批准的学者等。偶尔还有一些因亲人有急事获准
去西德的普通老百姓。
我坐政府提供的轿车去东柏林市内各部门办事时，会让司机绕到柏林墙施工现
场，看一眼施工情况。面对正在修建的柏林墙，我感到既好奇，又可怖。我的直系
亲人都在东德，所以没有体验过骨肉分离的痛苦。但柏林墙造成了无数起荒诞的事
件。其中一起因沾我父亲一点儿边还涉及到我。
施普雷河上有一段供游船游览。游船从特雷普托公园驶出，最远可以开到毗邻
西柏林市的新克尔恩区，然后规规矩矩地返回东德的停泊地点。这批游船皆以德国
社会主义作家名字命名，我父亲也是其中之一。柏林墙竣工后不久的一天，弗里德
里希·沃尔夫号游船欢快地启航向西驶去，演出了一场那个时代不寻常的逃亡记。
一天傍晚，船上的厨师和他的家人把船长灌醉，诱他开足马力驾船全速驶过目瞪口
呆的边防警察，开进西柏林。大厨一家跳下船，涉水上岸，获得自由。船长躺在甲
板上，醉得像一摊烂泥。酒醒后，他满脸羞愧地把船开回东德。
东德的边防军看见他又驾船回来了更为吃惊，因为等待他的将是严厉的惩罚。
这位船长的妻子绝望中于是给任弗里德里希·沃尔夫档案馆馆长的我的母亲打电话，
向她求情。
当天晚上，母亲在饭桌上问我：“你不能帮他一把吗？”我知道，在父亲眼里，
有人利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游船外逃一事一定显得很滑稽。我于是请求从宽处理这
位可怜的船长。在我的干预下，没有判他刑，但还是把他调离了柏林，在一个远离
任何边界的工业区开普通轮船。对此我无能为力。
柏林墙修起后，我主管的情报局与负责边界安全的反谍报部门之间的关系更为
紧张。间谍与反谍报部门的关系从来没有热乎过，凡是了解美国中央情报局与联邦
调查局之间钩心斗角的历史的人都明了这一点。至于东德，这两个部门之间的关系
此时已降至冰点。我拒绝提供一份需要过境的我们的间谍和其他告密者的名单，担
心他们会因为我无法控制的部门人员的叛逃而暴露身份。
我们花了几个星期，在某些特别棘手的问题上甚至是几个月的时间后才摸索出
一套新的运作方式。我们自己一方往往卡得比西德还要严，而且更难有松动的余地。
这听上去似乎有悖情理，可却是真的。弗雷迪（不是他的真名）就是让我伤透脑筋
的一例。此公是我们在西柏林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内的最重要的耳目。我在此处隐去
他的名字是不想让他的家人知道，但瞒不过那个时代的社会民主党人。弗雷迪属于
那种与众不同的人物，富有生活情趣，在社会民主党决策圈内极有影响。与波恩上
层人士关系密切。他不是什么国王，而是幕后决定谁当国王的人。反正对我们来说
一样有用。第二次大战结束很久后，他才被美国人释放，返回德国。那一段经历给
他留下痛苦的回忆。还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时，他就被吸收到党的情报系统里。
1950年，我们的一位经验丰富的官员劳弗派他打入了社会民主党内部。劳弗后来还
是潜伏在勃兰特办公室的间谍纪尧姆的联络官。
弗雷迪满腔热情地投入到社会民主党的事业里。由于对东德现状悲观失望，他
不再信仰共产主义。有段时间，我们以为失去了他。不过对于我们需要的人，我们
总是鍥而不舍。我亲自接管了他的案子。他熟悉社会民主党内在对东德采取什么样
的政策问题上的争执内幕。我相信通过他一定可以得到高质量的情报。但他坚决不
肯让我们录音，也不向我们提供任何有关他在社会民主党东德局内同事的情况。该
局设在西柏林，致力于在东德恢复社会民主。我们视它为柏林墙另一边最奸诈的机
构之一。每次我把话题引到政治问题时，几乎总是以争吵告终。弗雷迪大骂乌布利
希是一个死抱着斯大林主义不放的白痴。
起初我和弗雷迪在位于东柏林南部的一间公寓房子里会面。这里是情报局的一
个秘密据点。但会面的气氛一直很僵。1955年，我想出一个主意，把会面地点改到
一幢小巧、朴实无华的乡间别墅，并利用苏共二十大后人们的乐观情绪缓和我俩之
间的关系。弗雷迪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和他所犯的罪行表示赞赏。他常以胜利者
的口吻说：“你瞧，我没说错吧？我跟你说过，不变不行。”我也向他表露了我对
莫斯科的“新路线”的喜悦心情。我俩开始畅所欲言，从过去一直聊到目前党内存
在的种种问题，再到文化自由和经济。在烟雾缭绕的一间斗室里，我俩一聊就是几
个小时，辩论苏联和它的盟国的未来。我的良苦用心终于开始显出成效。我看出，
只有和弗雷迪结为朋友，他才有可能向我们提供情报。有时，他和我开怀痛饮。他
50岁生日的前几天，我约他去位于劳奇坊斯维德的一所临湖小别墅。那次不成功的
玛莉娜行动就是借用的这栋房子。那是一个夏日午后，我俩对面而坐，咕嘟咕嘟地
喝着冰镇香摈酒。周围空无一人。喝到日头西斜时，又换了一箱啤酒。为了不扫这
位新朋友的兴，我不得不舍命陪君子。事先我曾叮嘱过我的助手，不要沾酒，他负
责开车接送我们，并确保无人打扰。等会儿送弗雷迪回西德时，我俩至少有一个人
的头脑是清醒的。
喝到此时，弗雷迪已滔滔不绝，无休止地发泄他对联邦德国日趋美国化的不满，
并嘲讽西柏林的政治新星勃兰特的政治观点和私生活。将近午夜时分，我们开车返
回柏林市。我吩咐司机把车停在距离边界有一段距离的地方，我和弗雷迪一脚低一
脚高地穿过静寂无人的特雷普托公园走向边界哨卡。刚走到边防警察可以听到的地
方，弗雷迪突然放声唱起革命歌曲，“我们肩并肩向前走”和“国际歌”。我一下
子惊醒过来，用很不够同志味的生硬语言喝令他闭嘴，然后吩咐司机把我们拉到另
一个边防站，让他下了车。我嘱咐他尽量别惹人眼目，遇到边防警察盘问，非说不
可时再开口。然后躲在阴影里，看他过境。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已经完全醉了，根本意识不到他的言行会有什么后果。
我尤其担心西德一侧的某个边防警察会认出他是当地一位知名人士，而且注意到深
更半夜他喝得醉醺醺地穿过边界。即使没人怀疑他是间谍，此事一旦传出去也会成
为丑闻，足以结束他的政治生涯。他摇摇晃晃走向边防站前又一次转过身，胜利般
地冲我招招手，喊道：“咱俩下次再喝个一醉方休！”
我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对他无可奈何。弗雷迪返回西德后的头几天里，我提
心吊胆地浏览报纸，看是否有关于这件事的报道。可这酒鬼的运气好得出奇，啥事
也没出。
知名人士穿过官方的边防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