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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1958年，美国当时的国务卿杜勒斯成立了一个绝密的美国机构，起名为活橡树，
专门研究一旦莫斯科再次封锁柏林如何反击。该机构最初归属于北约司令劳里斯·
诺斯塔德将军。一天，通过我们潜伏在驻德英军司令部的人，我收到一份诺斯塔德
将军签署的题为“对苏联意图的初步分析”的文件的主要章节副本。时隔40年后，
直到我写这本书时，这份文件在美国仍然没有公开。根据活橡树制定的方案，如果
西方在柏林至西德的100英里走廊沿路上受到的低度骚扰逐渐升级的话，即派出一支
军车队，以坚持西方进入柏林的权利，并试探苏联的反应。文件接下去提出了更广
泛的军事选择，从派出一个由美、英、法士兵混合编成的营沿走廊搜索前进，直至
三国以一个师的兵力沿走廊开向柏林，维护西方进入该城市的权利。只有美英法三
国军队参加这一计划，因为只有这三家才有权派部队通过东德领土前往它们位于柏
林西区的各自的占领区。
我一般不会对什么事惊惶失措。然而活橡树方案却令我不寒而栗。通过莫斯科
的消息来源我得知，赫鲁晓夫喋喋不休地大谈柏林，甚至还对美国大使卢埃林·汤
普森说，解决柏林问题关系到他“个人的名誉”。他为了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
我了解赫鲁晓夫逞强好胜的性格。他的这番话更让我坐卧不安。历史上大国为了维
护自己国君易受伤害的名誉多次兵戎相见。
当时我浑然不知，北约活橡树方案在内部遭到强烈反对。许多年后，中央情报
局公布于众的文件中透露出，英国国防参谋长蒙巴顿勋爵曾就这一方案警告过肯尼
迪：
派一个营沿这条走廊去柏林的结果会是什么？俄国人会在他们的前后方各炸毁
一座桥梁，然后卖票给那些寻开心的人前去看热闹。如果说派一个营是一场闹剧的
话，派一个师将会酿成一场悲剧。部队行进时为了不至于停下来，需要30英里宽的
正面。这将被视为对东德的入侵，并会引发全面战争。
我不禁松了一口气。英国的老兵还没有被铤而走险的活橡树方案冲昏头脑。直
到1987年，活橡树的成员才得到北约组织的承认，并获准像其他北约组织工作人员
一样，在军装上佩戴有SHAPE字样（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英文缩写）的徽章。该机构
一直保留到德国统一后才解散。所幸的是，赫鲁晓夫改变了主意，不想为本质上是
一个德国问题冒引发战争的风险。此后该机构在美国战略思想中的地位日趋减弱。
赫鲁晓夫开始寻找另一种解决办法混凝土对策。
隐面人
第七章 混凝土对策
许多年后，当后人把冷战看做是庞大帝国之间的一场冲突时，当德意志民主共
和国在史书中只是一个脚注时，我的国家恐怕将以修建了一堵阻止自己人民外逃的
墙这一事实名留史册。柏林墙不仅将一座名城一分为二，还划分出争夺人类未来的
两大意识形态和军事集团。耸立的柏林场成了战后欧洲分裂，乃至冷战本身的残酷
与荒诞的最强大象征。
柏林墙建于1961年8月13日。此后，我一直在这堵墙后面生活和工作，致力于保
卫和完善修建了柏林墙的这一制度。在我的眼里，这堵墙既是力量的反映，又是虚
弱的表现。只有一个对自己的意识形态有坚定信心的制度才能做到把一个大都市分
隔成两半，在一个国家的两个部分之间划出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也只有像我们这
样虚弱和有着根本缺陷的制度才会有这样做的必要。
1989年11月9日晚上，我打开电视，听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可以自由到国
外旅行的消息。电视屏幕上，首批东德人正在络绎不绝地穿过突然开放了的边境。
我深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末日已经来临。像我们这样一个生存安危全系于国内稳
定的国家经受不起这样的冲击。时钟仿佛一下子停摆了。我神情迷惘，和妻子一起
看着电视上播放的东德和西德公民在柏林边界的无人区地带互相拥抱的画面。有的
人只趿拉着一双拖鞋，好像在睡梦中间人这一即将决定德国乃至欧洲命运的不寻常
之夜。
当然，东西德边界从来没有完全关闭过。对于因公旅行的东德人，它是敞开的。
这些东德人首先需要经过审查，获得“出差干部”的资格。也就是说，他们政治上
是可靠的，在西德没有直系亲属，而且接触不到任何东德的机密。70年代，随着两
德关系的改善，东德放宽了出国旅行的限制，允许退休人员出国。这样做是基于以
下合乎逻辑，甚至可以说是玩世不恭的考虑：倘若退休人员滞留西德不归，东德经
济上不仅不会受到什么损失，反而还可以因此少付一笔养老金。毋需赘言，我们在
国外的间谍以及给他们捎信的联络员也可以持伪造证件自由进出东德。
普通老百姓对可以出国的人极为羡慕。在这个没有旅游者的国度，人民极其渴
望有旅行的机会。出身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大多数大学生去的地方都比我多。西方
的评论员对共产党国家的特权阶层成员说东道西时常常把这一点置之脑后。尽管我
有种种特权，却从未有幸光顾过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或是卢浮宫。
所有东德人的生活经历都很狭窄，虽然我比别人见的世面多一些。由于情报工作这
一行的需要，我先后去过东非，荒漠的西伯利亚，黑海海滨，瑞典的大森林以及具
有亚热带气候的风和日丽的古巴。我有一套不错的公寓房子，一部汽车和一个私人
司机，还可以应东欧集团内其他国家情报机构的邀请去这些国家度假。但所有这一
切总是和我的工作与职务连在一起。到头来，我对外部的大千世界同样茫然无知。
虽然我们连西方普通殷实之家所享有的舒适和自由都没有，但我个人远不至于
和普通东德老百姓一样忍受物质生活的匮乏。我们从苏联人那里继承了一套特权阶
层享受特殊待遇的做法。这一制度始于1945年。当时政府官员、科学家和其他对共
产主义事业有用的人可以多分到一些短缺的物品，我们称为定量供应。以后这种做
法形成了一套制度。一个叫“平安”的商店专门提供这类商品，它的店员后来增至
5000余人。通过以外贸部为首的一个关系网，我们享受着种种特殊待遇。这套制度
的建立是为了保证国家高级官员可以得到比本国生产的常常是质量低劣的商品更多
的东西。这套分配制度等级分明。政治局成员有供应西方商品的特殊商店。他们挑
剩下的东西给我们情报部门，然后再是其他部委和贸易机构。这一切实行起来十分
简单。高级官员的日子为此过得很舒适。面对这些特权的诱惑，我没有力量说不。
多年后，学生质问我时，我老实承认了这一点。学生对我的回答感到满意，因为他
们理解这些特权给人带来的难以抵制的诱惑。不用说，如果我政治上失势的话，这
些特权一夜之间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尽管我享有种种特权，去过一些奇乡异国，平常过的却是一个官僚的生活，一
个为我的政治主子服务的仆人。最初，我们和苏联政府机构的高级官员一样晚上工
作。这是斯大林的工作时间。斯大林死后，米尔克改为白天工作，从早上7点开始，
常常到晚上10点才下班。不过后来我觉得，他假装呆在办公室，其实人在其他地方。
情报局内有些人有很大的行动自由，令我羡慕不已。他们执行特殊任务时自由自在，
工作时间可以自由掌握。而我每天都要跟着上司的工作时间表转。 我每天早上6点30分到7点之间起床，然后跑步，做操活动活动后背。年轻时我
就有背痛的毛病。8点15分左右到办公室。一开始我有一个司机，一个秘书。后来增
为两个秘书，一个私人助理。我办公室的几位工作人员关系非常密切，很少有人事
变动。我的私人秘书1954年到我身边工作，当时我任外国情报局局长刚3年。他跟了
我33年，直到我退休。
每天上班后我首先阅览重要文件，各科室负责人呈上的报告，有时还有间谍提
供的材料。在任的最后10年里，由于文件流量太大，我改为阅读分析处为我准备的
一份概要，其中包括机密材料，要闻和各新闻社的报道。
外国情报局下属大约20个处，分别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