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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还远远没有得到保障。不仅如此，克劳斯选择了一个假日周末叛逃，一连几天都
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失踪。西德反谍报机构因而有足够的时间从他那里了解到他掌握
的潜伏在西德境内的东德间谍的一切情况，并动手将他们逮捕。而我们仍未意识到
他们处境危险，更不要说想办法营救他们了。西德副总理弗朗茨·布吕歇尔在一次
记者招待会上说，根据克劳斯提供的情况，西德一共逮捕了35名间谍。他这是夸大
其词。我们决不会允许任何情报官员了解我们在一个敌国内如此多的间谍的真实身
份。原来西德反谍报机构为目己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手舞足蹈，极度亢奋中误捕了
一些无辜的商人。这些商人与东德有生意往来，可根本不是什么间谍。
克劳斯的背叛给我们造成了重大的损失。至少6名卓有成效的间谍落入敌手，包
括桑代克。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纪录片制片人，在这一职业的掩护下为我们搜集情
报。桑代克出身于显赫的汉莎家族。通过他的社会关系，我们试图打入汉堡有权势
的政治经济圈子里。克劳斯叛逃时他并不在西德，而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但一
个小圈套使他落了网。西德反谍报机构给他拍了一份通知他姨妈病重的电报。他一
回到西德即遭逮捕。所幸的是，西德拿不出他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只好将他释放。
他回到东德，在我们这一边重新操起了拍电影的老本行。蔡瑟温和地责备了我一句：
“米沙，你还太嫩了点。”
接下去的几个月里，我们彻底整顿了情报局。物色合适可靠的人选是一件费力
耗钱的事。调查这些人选的政治可靠程度、社会关系和性格需要时间。我们寻找的
是有政治觉悟的青年，信仰社会主义，愿意为祖国和我们的事业献身。至于潜伏的
间谍人选在西德是否有亲戚我们并不在乎。这同总部工作人员的征聘政策完全不同。
后者绝对不能有任何海外关系。实际上，未来的间谍在西德有亲戚不是坏事。他们
可以借此直接进入联邦德国，无需经过难民营。
管一个间谍的训练由以后直接管他的人亲自负责。如果要搜集的情报涉及科技
方面，还要对他进行特别培训。在西德潜伏下来后，我们的间谍一般先找一份体力
活悄然干上一段，为以后在西德寻求职业上的更大发展做铺垫。因此，我们更喜欢
会一门手艺或在某一领域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候选人。几乎所有早期移居到国外的
学生和年轻科学家都在研究机构或我们感兴趣的公司里找到了工作，如在干利希、
卡尔斯鲁厄和汉堡的联邦政府核研究所，以及法兰克福的美国人建立的巴特利研究
所。德国最大的电子公司西门子、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德国分公司，以及德国大化学
公司巴斯福、赫希斯特和拜尔。考虑到一旦反对德国军事化的浪潮过去之后，西德
的武器制造商早晚会恢复军工生产，因此在梅塞施米特和伯尔科这样的公司里也安
插了人。
我们的人有的打入了绝密部门，有的当上了大公司的高级主管。我们还利用两
个德国的科学家之间的官方和私人交往开展工作。当时的环境对我们开展这方面的
工作很有利。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两个德国的科学家对原子弹及生物化学武器的
危险忧心忡忡。这些二次大战期间参与了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对原子弹产生的后果
深感震动。这批人尤其是我方间谍的重点发展目标。
1953年3月斯大林的逝世震撼了整个共产主义阵营，引发了克里姆林宫内一场激
烈的权力斗争。东欧各国领导层内人人自危。我和众多崇拜斯大林的人一样，听到
这个消息后无比悲痛，同时也感到迷惘。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他的指引下生活。
现在他不在了，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实在难以想象。
乌布利希把宝押在斯大林身边的极端保守分子身上，以为他们会在这场权利角
逐中获胜。为讨好新的苏共领导人，他顽固地推行他的“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政
策，即高税收，紧通货的政策。这一政策窒息了小企业的发展，并把个体企业者推
向破产。突然发起的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还给大农场和农业企业造成了损害。
宗教活动进一步受到限制。
以上政策遭到激烈的抵制。农民和小生产者要么消极怠工，要么根本停工不干。
1952年12月，东德总理奥托·格罗提握警告说，国家将面临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短
缺。然而乌布利希对此置若罔闻。他是透过正统的斯大林理论的有色眼镜看待对他
的计划的抵制的。根据这一理论，随着社会主义变革的不断深化，阶级斗争也会越
来越激烈。
1953年春天，政府下令工厂、重型企业、建筑行业的生产指标上调百分之十。
与此同时，还大幅度提高了基本食品价格。东德人民对上面强行规定的增产涨价措
施忍无可忍，公开在工厂和商店发泄不满。仅1953年头4个月里，就有12万多人逃离
了东德。36年后的1989年，同一幕还将再次重演。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头脑僵化
的东德领导人面对大出血只会空谈，或是打肿脸充胖子。当东德的工人、教师、工
程师、医生和护士也加入了外逃大军后，据说乌布利希扬言：“阶级敌人走光了，
我们的队伍会更纯洁。”
由于担心东德的局势动荡会导致整个东德的垮台，乌布利希又一意孤行，莫斯
科于是插手干预了。当时忙于在斯大林死后的领导班子里争夺权力的贝利亚主持起
草了一份文件，题为《关于改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状况的措施》。在当时那个不知
改革开放为何物的时代，苏联承认东方阵营里存在问题这一点就颇不寻常。
苏联像对待顽皮的男生一样把东德共产党政治局的主要成员招到莫斯科，命令
他们尽快贯彻贝利亚起草的这份文件的精神。这将意味着促进小企业的发展，放弃
乌布利希的指令性经济政策，放宽他对所谓意识形态上的“内部敌人”的严厉限制，
例如开明的知识分子和教会。东德领导人对此很不以为然。贝利亚的如意算盘是让
东德先富起来，然后再把这块肥肉转手西德，以换取西德的中立，甚至争取使它获
得非军事化的地位。
1953年东柏林爆发起义前夕，我正与家人在波罗的海海滨度假，读海明威之余，
跟孩子们一起玩耍。对于一个情报首脑来说，承认这一点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这
次难得的度假是我的上司蔡瑟一再敦促的结果。我有一次找他反映外国情报局经费
奇缺的情况时，他实在不耐烦了，没好气地甩给我一句话：“米沙，现在有更重要
的事等着处理！”随后他马上缓和下来，问我：“你上次休假是什么时候？你先给
我开车去蓝色别墅，求我的事回来再说。”
位于普里罗的蓝色别墅是国家安全部部长在波罗的海的度假别墅。被请到这里
度假是种殊荣。在这幢幽雅的政府别墅里，我从德共政治局6月16日发布的公报中感
觉到东德领导人的惊惶失措。政治局和政府在公报里承认犯了严重错误，并宣布取
消提高产量和食品价格的措施，削减对重工业的投资，增加消费品的生产。乌布利
希强行关闭的私人企业将获准重新营业。乌布利希这回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然而，一切已经为时已晚。
6月17日早上，美占区的广播电台报道说，建筑工人从斯大林大街游行到政府办
公大楼（第三帝国时期，戈林的航空部曾设在这里），要求废除新的生产定额，提
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防暴警察封锁了这栋大楼周围地区，气氛十分紧张。示威
者要求见乌布利希和格罗提握。工业部部长弗里茨·泽尔布曼出面接见了示威者，
试图说服他们，但毫无结果。
西德情报机构，确切地说，得到美国人支持的西德掩护组织在扩大这次事态方
面卷入到何种程度有不同的说法。工业部门里渗透了不少西德人员。对所有渴望东
德垮台，从而实现德国统一的人来说，6月份的局势发展显然是一次天赐良机。导致
事态发展到这一步的根本原因还是东德共产党经济政策上的失误以及乌布利希的高
压政策。乌布利希最后还是露了面，但他不敢见示威群众。他们此时已喊出“打倒
山羊胡子！”的口号。这是指他下巴上蓄的列宁式的翘胡子。乌布利希选择了一个
更为安全的场合一次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露面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