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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生牛犊不怕虎，建议乌布利希以后让播音员替他念稿，他可以利用这段时间练练
发音。他听后，脸上一红，面露不悦。我初出茅庐就犯如此大错，以后居然能在东
德平步青云，实在出人意料。为了把节目办得更活泼引人，我们开设了听众问答专
题，回答听众对当时一些忌讳问题的提问。比如，苏联关押的几十万德军战俘的命
运如何？对纳粹下级官员是如何处理的？沿奥德一尼河划分的缩短了的德国新边界
是怎么回事？奇怪的是，电台里负责监审节目的苏联军官并未禁止这类话题。麻烦
的倒是如何对付他们要求没完没了地播放枯燥无味的讲话的指示。其中一篇是苏联
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在联合国的一次冗长的发言。
这次讲话成为莫斯科与西方盟国关系恶化的先兆。由于这类乏味的节目，许多
听众改听美占区内新成立的美战区广播电台。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止于此。比如，不
能如实报道德国老百姓与苏联占领军之间的关系，或苏联红军在进军柏林途中肆意
的强奸和抢掠。对战败的德国人的野蛮报复行为在德国，尤其在东普鲁土地区已属
公开的秘密。我们和所有德国人一样为此感到震惊！我们觉得，德苏两国人民之间
实现和解的惟一办法就是揭露所有战争罪行。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我们的想法大为
光火，因为苏联红军中一些官兵的恶劣行为已使我们更难赢得民众的支持。我们只
能把这些想法咽进肚子里。一些较有涵养的苏联军官私下也说，根本就不该容许这
类暴行发生。纳粹曾用“俄国人”这个词煽动起原始的民族仇恨，如今，许多老百
姓一听到这三个字又一次浑身发抖。
身为德国共产党人，我们没有像我们应该做的那样，对这类暴行提出抗议。这
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德国入侵苏联时曾经大肆烧杀抢掠。作为一个德国人，对
红军后来在德国的暴行进行谴责就似乎有点理不直气不壮了。况且，我们当中一些
人当年被迫逃离希特勒魔爪下的德国。他们对甘当第三帝国走狗的本国同胞仍不无
憎恨。第二，意识形态蒙蔽了我们的眼睛。
有人曾问我，像我这样一个出身书香门第的成熟青年怎么会对周围发生的大量
不快事件熟视无睹。事实上，当时我只是好奇地听人们议论这类暴行，一耳进一耳
出，并未真往心里去。在战后复仇和猜疑盛行的混乱时期，不法行为比比皆是。我
们工作的重点是确保纳粹主义在德国永远不再死灰复燃。实际上，绝大多数听众来
信最关心的也是肃清纳粹流毒，而不是在这一过程有人可能会受到伤害。
苏联占领军大规模逮捕前纳粹分子以及形形色色反斯大林分子时，数千名反纳
粹的社会民主党人也被一网打尽。不无讽刺的是，其中有些人被送去劳改的地方不
久前还是纳粹的集中营。我们对此所知甚少，听到一些也以为是西方的恶意宣传。
例如，西柏林社会民主党的《电讯报｝）刊登了一条消息说，一个代号叫K－5的警
察机构在我住的那栋楼的地下室里审问并拷打犯人。对此，我矢口否认并指责该报
不仅捏造拷打的事实，而且还杜撰出一个所谓K－5的机构。调到国家安全部后我才
知道，确实有K－5这么一个机构，而且他们一直在那间地下室拷打犯人。
在我的一生中，对类似事件我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大而化小，要么为之辩解。
这里必须再次提醒读者，我的思维方式是在反法西斯过程中形成的。我们当时认为，
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几乎没有什么不能用的手段。以后，听了赫鲁晓夫1956年在
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我的思想才开始缓慢地发生变化。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
党内披露了斯大林的罪行。消息很快传遍全世界。但无论在当时还是在我一生的大
部分时间里，我毫不怀疑，我们共产党人站在社会进步和正义事业的一边。基于这
一信念，我们原谅了大清洗年代在莫斯科举行的装模作样的公审。今天，由于冷战
初期形势的需要，我们也将对迫害躲过纳粹魔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行为视而不
见。对个别人的案子，我曾尽力帮过忙。但这种事例极少。也许我觉得自己已经可
以不受某些道德规范的约束。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我坚信，共产党的这部国家
机器永远也不会把枪口转向我她的孩子。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受害者。父亲也
一样。也许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活下来的原因之一。1945年，父亲甚至还写信给斯
大林，抱怨说上面因为他是犹太人，不允许他回德国。当斯大林晚年臭名昭著的
“医生阴谋案”又一次引发了苏联国内的反犹浪潮时，我和父亲均未受到触动。无
论是战前生命安全完全得不到保证的年代里，还是战后的混乱时期，我都觉得不该
妨碍正在同邪恶做斗争的我们这一方。
当然，许多斯大林时代的可怖罪行我当时就有所闻。任何声称自己对此一无所
知的人都在说谎。回首这段往事不会使我感到骄傲。我甚至同德国领导人谈过我的
看法。但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从未把共产党政权下的罪行和纳粹的罪行相提并论。
如果有什么原因使我坚信永远也不可能把两者等同起来的话，那就是纽伦堡审判中
所揭露出来的纳粹令人发指的战争罪行。
1945年9月，电台派我去报道纽伦堡审判。在此之前，我对纳粹德国情况的了解
主要通过苏联的宣传机构。苏联的报道侧重德国共产党人的遭遇。通过从德国传来
的有关我们亲属的消息，以及父亲在信中讲到的日后被称为大屠杀的种种先兆，我
们对德国国内的情况也有所闻。尽管如此，我们很晚才意识到，屠杀犹太人是国家
社会主义（简称纳粹）的核心。纽伦堡审判仿佛一张手术台。解剖后的国家社会主
义在台子上一览无余。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大屠杀的全貌。
身为犹太人，跟纳粹时代的显赫人物面对面地坐在一起，我感到不寒而栗。纽
伦堡从前有“德国的首饰盒”之称。如今却永远同种族主义的法律联结在一起。几
百万犹太人沦为这些法律的牺牲品。徘徊在纽伦堡的废墟之间，我突然意识到我们
共产党人和其他反纳粹力量面对这场大屠杀表现得多么软弱无力！我暗自发誓，决
不允许这样的悲剧在德国的土地上重演！
出于这一原因，战败后的德国人对苏联占领军抱有的敌对态度很令我气愤。在
给父母的信中，我不无幼稚地说：“人们总是牢骚不断，好像苏联红军帮他们是应
该的。他们似乎根本不明白希特勒给德国造成了多么严重的破坏，也认识不到现在
有一个新生的机会。”
1948年，三个西方盟国在其占领区内进行了货币改革后将三个占领区合并，成
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国旋即正式分裂为两个政治实体。为了与此对抗，1949
年10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式成立。人们纷纷举着火炬游行，到处是群众集会，
高唱爱国歌曲。在一些更为敏感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这一切颇有点像过去纳粹政权
下的游行集会的重演，令人感到不舒服。但我却把这看做是德俄关系史上一个具有
伟大历史意义的时刻。此后不久，中央委员会召见了我，通知选派我从事加强这一
纽带的工作。我将重返莫斯科，在新成立的东德大使馆任参赞。为了就任这一职务，
我不得不放弃苏联国籍，又一次正式成为德国人。1949年11月3日，我们一家抵达莫
斯科。
从战后百孔千疮的柏林转到莫斯科大使馆从事舒适的外交工作，使生活大为改
观。我们一家在莫斯科过得非常愉快。而且也确实是一家。1946年我报道纽伦堡审
判时，我的第一个孩子，一个金发灰眼睛的儿子出生了。我们给他起名叫迈克尔。
1949年又添了一个女儿，叫塔季扬娜。埃米很讨厌使馆里钩心斗角的事，借此机会
潜心研究起俄国并着手准备关于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博士论文。
我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任首席参赞时，终于见到了斯大林。时隔多年，
这次经历仍然令我难忘。当我们这些同龄人谈起当年的理想时，总难完全摆脱斯大
林的影子，似乎有什么东西已深深印刻在我们心里。是当年红场上群情沸腾的游行
场面，还是如今已无处寻觅而当年却无所不在的斯大林的形象？这一切曾使他在我
们心目中成为一个半人半神式的人物。
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