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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斯密几经修改和增补，出版了《国富论》的第四版。不仅《国富论》再版了四次，《道德情操论》也再版了7次。斯密曾经这样评价自己：
“我是个迟钝、非常迟钝的作者，每一篇作品在我能够勉强满意它之前，至少要写上六七遍。
在《国富论》中，斯密表述了一种在当时看来具有革命性的思想，那就是：竞争而不是垄断，促进了国家财富的增长。 因为一切商业利益
的原则都是尽可能的贱买贵卖，但是最有可能的贱买，是在所有国家有最完全的自由将货物送来的时候，同样，最有可能的贵卖，是在市场上
买主最多的时候。
因此，斯密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只有在最“自由”与宽松的状态下才能得到最好的发展，一切的国家干预都有可能对经济造成破坏。只
有让纯粹的经济规律不受节制的起作用，才能使这个国家走上富强的坦途。
为了解释“竞争”如何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发展，亚当·斯密提出了今天众所周知的一个理念：“看不见的手”。
斯密认为，每个人都有着强烈的自我发展和完善的欲望，如果这种欲望任其盲目地、不加约束地发展的话，那么整个人类将陷入无休止的
相互攻击之中。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人类发明了“竞争”这种自我保护机制，它使一个人自我改善的动力和另一个人自我改善的动力相抗
衡。
斯密论证说，正是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虽然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象“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
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
为了论证他的观点，斯密在《国富论》中作了如下经典的表述：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商和面包师的仁慈，
而是出自他们利己心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对他们有利的话。
这就是“看不见的手”。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这种理论无疑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
如果说牛顿的力学定律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的话，那么，亚当·斯密就是挥动着这只“看不见的手”为工业革命缔造了一个崭新的经济
秩序。而且，斯密在《国富论》里阐述的劳动价值理论、分工理论以及有效需求理论，对历史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工业革命的实质既不是发生在煤炭、钢铁、纺织工业中引人注目的变革，也不是蒸汽机的发展，而是“以竞争代替
了先前主宰着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的中世纪规章条例。”
这只“看不见的手”后来被瓦特和博尔顿所代表的新兴阶层推崇到了神圣的地位，他们是从亚当·斯密的理论中获得最大利益的人，当他
们在西方各国的议会中占有多数席位时，
亚当·斯密的理论理所当然地开始对这些国家的政策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商业活动，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几乎都遵循着亚当·斯密设计的游戏规则进行。这种情况一直
持续到1929年，接替亚当·斯密这个位子的则是另一个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
在《国富论》出版12年后，有一次，斯密先生接受英国首相的宴请赴宴，当斯密到达时，全体在座者起立向这位经济学大使表示敬意，等
到斯密落座后方才坐下。首相说：他们全都是斯密的学生。
1815年，英国人艰难地打赢了一场震动世界的战争，这时他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到亚当·斯密的思想对英国的贡献。1815年，英国惠灵顿公
爵在滑铁卢击败了拿破仑，对于这一轮的英法较量，有人这样评价：“战争的胜利不仅是不列颠军队的胜利，也是市场经济的胜利”。
在这一轮英法较量中，拿破仑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法国和整个欧洲大陆强力推行国家垄断和贸易保护的经济政策，即“大陆封锁”政策
。作为报复，英国立即宣布从海上封锁法国及其盟国。
但是，这场贸易战给法国和欧洲大陆带来的损失比给英国带来的损失更大。在这场较量中，英国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海外市场，更能
承受得起封锁带来的损失。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在这场较量中败下阵来，法国和欧洲盟国之间也出现了裂痕。
这是国家间经济实力的较量，而非军事和政治的角力。法国的失败，实属意料之中。
一个小小的细节也许是最好的注脚：当拿破仑的军队与英军作战时，身上穿的军服，都是来自英帝国——这个被拿破仑嘲笑为“小店主”
国家——的棉纺织品。
利用自身的工业优势，英国开始积极推行自由贸易政策，逐步建立起自由主义的经济体系。它用取消贸易限制的办法来扩大国外市场，即
取消他国产品输入英国的限制，来换取他国取消英货入口的限制。自由贸易成为英国的国策。“英国制造”从此在更大的世界市场里长驱直入
。1849年，贸易垄断的标志、实施了近两个世纪的《航海条例》被废除了。
克伦威尔时期的《航海条例》是在英国在打败荷兰后制定的，它规定：输入英国及其属国的货物，必须使用英国的船只或者是输出国的船
只。1849年，《航海条例》被废除，作为海上大国的英国开放了它的航运市场，这标志着自由贸易原则被彻底认可。1852年，议会发表一项原
则声明，称自由贸易是英国的国策。
这样，英国人用经济自由主义取代了不合时宜的重商主义，这显然是一种顺乎历史发展需求的举措。但是也要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只有当
它确认自己足够强大、已经没有对手的时候，才转为鼓吹自由贸易。这也是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反复强调的观点。
所以，英国人的策略就是：在自己不够强大时高举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坚决不放开自己的市场，当自己强大了以后就打着自由贸易的幌子，
要求别国开放市场以便自己占领。这种实用主义哲学实在是值得它的所有对手学习。
经过这一番激烈的社会变革，十九世纪中期的英国，往昔那种田园诗般的风情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忙忙碌碌的工业化的世界。
在英国，灰暗的厂房成片地在乡村建起，城镇里到处竖起了高耸的烟囱，工厂里回荡着机器巨大的轰响，高炉前闪耀着铁水的光芒。工业
已经成为英国的经济支柱，到1850年，英国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60％；铁产量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国家铁产量的总和；煤占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
二，棉布占全球的一半以上。英国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
工业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当时几乎每一个英国人都保持着一种让所有欧洲大陆居民都羡慕不已的生活水准。一位在英国旅行的
法国人惊讶地发现：“即使是乡下人，也居住在砖建的农舍中，身穿毛料衣服，足蹬皮靴，吃的是白面包。……我们也看见过穷人，但没看到
可怜的人，也看到过乞丐，但没看到一个乞丐没有穿长衣和鞋袜……”
工业化进程，也改变了英国人对于时间和空间的观念。时间第一次被精确到的以秒为单位，而火车和汽船则开始代替马车和帆船，到1851
年，英国已经拥有22个铁路网络，铁路总长度约13000公里，相当于今天中国6条京广铁路。
普鲁士的国王曾羡慕的说，“不列颠……的经济地位发展到了国民生产和国民财富为古往今来任何国家所不能比拟的高度。”
这样，在完成工业革命的同时，自由市场经济也在英国确立起来了。这标志着大英帝国进入了它的巅峰时刻，也标志着自由资本主义在维
多利亚时代进入鼎盛时期。不过，对于自由资本主义背后隐藏着的危机要在20世纪初才会让我们警觉，人们对它的深刻思考要在惨痛的教训发
生之后才能到来，虽然世界上第一次经济危机早在1825年就已经发生。
维多利亚时代
1837年6月20日，一个18岁的少女坐着金光闪闪的马车，前往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在紧张之中，她悄悄地问侍从：“求求你，告诉我，应该
做什么？”这个紧张不安的姑娘就是后来的维多利亚女王，她去教堂正是为了参加自己的加冕大典。在这之前，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