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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男的女的都是一个式样……意见提了一大堆。周恩来对她们的意见听得很认真，可是妇联作陪的几个同志听着生气，认为她们批评得太过分了，好像我们还不如解放前呢，便一声不吭。
周恩来见妇联的几个同志态度不大友好，就对妇联一位同志说：“大姐们讲了很多意见，你们也谈谈看法啊！”这位同志没好气地说：“我在解放前还是穷孩子，没有穿过棉毛衫，没法对比。”周恩来又问另一位同志：“你的意见呢？”这位同志说：“我从来不穿花衣服。棉毛衫嘛，大就大点儿，小就小点儿，从来不管。”语气也不那么友好。
周恩来当场严肃批评了妇联的这两位同志，他说：“你们在解放区长期受党的教育，在艰苦的农村环境里受到了锻炼，进城后仍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这是应该的。但是，我们现在是执政党，你们又在全国妇联担任工作，对妇女、儿童关心的问题，对政府工作中存在的缺点，不能漠然视之。不能凭自己的兴趣爱好处理问题。应该经常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向政府反映，向我反映。刚才几位大姐的意见，反映了妇女、儿童关心的问题，指出了我们政府工作中的缺点，有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这很好，应该欢迎嘛！我们应该把工作做得更好。”事后，周恩来立即把这些意见告知轻工业部负责人，要他们研究，提高产品质量。
周恩来曾经说：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他郑重要求大家对他的讲话提出意见，但是，如果意见都是“完全同意”、“完全拥护”、“指示正确”之类，他就不看，因为看了没有意思。1962年2月17日，他进一步提出共产党员要有畏友、诤友，主张每个共产党员都得有几个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批评对方短处的畏友，习惯了就不是畏友而是诤友了。他称赞唐太宗李世民能听取魏征的反对意见，把唐朝搞得兴旺发达。李世民看到魏征一来，就如坐针毡，但听了他的意见，好像吃了一剂药。
周恩来提倡和善于引导大家争辩。他说：“辩证法就它的希腊字源来说，意思就是进行论战。辩证法就讲矛盾的统一，只有过争辩，才能发现真理。为寻求真理，就要有争辩，就不能独断。我说的话都对，人家说的话就不对，那还辩什么呢？你的意见神圣不可侵犯的，那谁还肯跟你辩？即使自己有很多对的意见，但是还要听人家的意见，把人家的意见吸取过来，思想才能更发展。”他在主持工作时，总是提倡争辩，从不听一面之词就轻易下结论，更不以势压人。
1961年，在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有一项议程是讨论手工业产值的计算口径和方法。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意见，财政部与国家统计局不完全一致。在这次会议上，财政部的负责同志讲了他们的意见以后，杨波同志代表统计局发言，讲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听了双方的发言，周恩来表示基本上同意财政部的意见。并对杨波同志的发言略有批评之意，但未作最后结论。于是杨波又站起来发言，再次申述不完全同意财政部的意见。这时，周恩来即指示他们会后再商量一下，尽快把意见统一起来，早日做出明确的规定，通知各地照办。
会议结束后，到会同志都留下来吃午饭。吃饭时杨波心情有点不安，心想在总理讲话后不应该再站起来讲不同意见。所以他就坐在饭厅西南角最边的一个桌上。刚开始就餐，周恩来就把杨波叫到身边坐下，亲切地对他说：“你为什么坐得那么远？不要紧张，你敢于讲不同的意见，这好嘛！我们讨论问题就是要听不同意见，不然还讨论什么？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就可以把要决定的问题考虑得更周到些。”杨波深受感动。
1970年12月，周恩来召开了葛洲坝工程讨论会。长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对上葛洲坝工程有不同意见。林一山的性格认真而固执，只要认准了的问题，他都敢坚持，不管在谁面前，他都敢争辩，周恩来知道林一山有不同意见，每次会都让秘书通知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的林一山到会，而且在会议开始后总还要关心地问一句：“林一山同志来了没有？”会间，他还经常说：“林一山同志，你谈谈看法。”林一山多次谈了自己的意见，然而他那“不识时务”的发言，有时常被一片慷慨激昂的声浪所淹没。
12月16日那一天，会散了，林一山依然坐在那里。周恩来送走了别人，又折回会议室，径直向林一山走去。
“林一山同志，刚才你没把话说完，是吧？”
“还是应该讲，我喜欢听你的意见，就因为你总是讲真话。”
林一山已经冰凉的心被周恩来的几句话温暖了，还有什么比得到总理的理解更值得珍惜的呢！
林一山激动地从1958年修坝设想的提出，到三峡大坝和建葛洲坝的关系，以及如今对葛洲坝的准备情况，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一一向总理作了说明。他说得是那么认真，总理听得是那么仔细……
后来，会议讨论的结果按多数与会者的意见，拟出了一份报告，就要上报毛主席了。这时，周恩来依然在思考林一山的意见也不无道理。于是他让林一山连夜把意见写成书面材料，附在报告后边，一并报毛主席，再最后一次请毛主席定夺时参考。
决策的公关艺术之道（5）
周恩来逝世后，林一山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周总理不仅工作作风深入细微，而且特别讲民主，他再三强调要听取不同意见，反面意见甚至动机不纯的意见。在他看来，在我们的体制下，必须发扬民主，以便从不同的意见中吸取好的东西，真心做到集思广益，众志成城。他在鼓励大家要敢于提意见时说：‘敢提就是好，党员就是要坚持真理’。”
周恩来是一个虚怀若谷的执政者。他十分谦逊，从不自以为是，或自以为高人一等，总是虚心接受正确建议。
1956年初夏一个周末的晚上，总政文工团的几位同志应邀到中南海去接受周总理交给的任务——编写一个反映拉美人民革命斗争的话剧。
对剧本的编写，周恩来讲了很多很好的意见。编剧刘大为说：“总理的指示很重要，回去之后，我们一定很好地向领导汇报，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周恩来忙回答说：“这剧怎么写，你们要多作调查研究，我刚才讲的那些意见，仅供你们思考讨论，可以肯定也可以否定，不是什么指示。我讲的也不是全对。你们经过调查研究之后，有些问题，我们还可以商讨，或者就用你们的作品发言、讨论，请大家再提意见。”
周恩来审查彩排时，编剧刘大为心情有些紧张，担心通不过。因为后来的设计和当初总理提示有所不同。演出结束后，刘大为向周恩来说明了这一情况，并说如果不同意，再改过来。周恩来听了刘大为的阐述，安详地对他说：“我前次讲的，我再三说是我个人意见，是个人言，你们经过大量的调查访问，创作了这个戏，是众人言。我反对一言堂，提倡众言堂。”
对自己已有的意见和看法，周恩来一旦发现不全面或不正确时，不管在什么场合下都是立刻修正。
1970年，有关部门曾就一个生产项目事宜，上报周恩来，周恩来同意了。但后来根据外界反映，这个生产项目不该搞。在一次会议上，这个部门的领导同志把有关反映向他作了汇报，但碍于他已经批准了这项生产任务，也不好直说需要停止生产。当时，秘书在旁边看出了部门领导同志的矛盾心理，便附在周恩来耳边说：“总理，你曾批准了这个生产项目。”周恩来马上领悟了大家的意思，便说：“不管谁批准的，不对的都可以改，我批准过，不对的，也可以改嘛。”
1971年9月上旬，周恩来正忙于筹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天晚上，他在人民大会堂二栋东厅召开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稿。参加会议的有各部委负责人和起草小组工作人员近两百人。周恩来亲自主持一段一段地讨论、修改。讨论中有一个词周恩来认为不准确，要修改，并谈了他的修改意见，问大家：“这样改行不行。”
这时，一位二十来岁的年轻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周恩来修改后的用词也不妥当，应当如何如何修改。但开始周恩来也不同意他的意见。于是，他们就这一用词展开了争论，各抒己见。参加会议的人都惊奇地看着这位年轻人同总理争执。
他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