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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日报》记者问：“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可以在国民党地区重庆、桂林、南京出版，为什么《中央日报》不能到延安出版呢？是不是你们共产党还不及国民党民主？”
周恩来说：“这事你们《中央日报》领导人也曾对我提过。我曾对他们说：‘你们想到延安出《中央日报》我们很欢迎。不过我们在延安出《解放日报》的机器是拆成了一块一块才带到延安装起来印报纸的，历尽千辛万苦才能够出版的，在延安纸张也很困难，我们没有白报纸，只能用当地灰黑色的土纸来印报。你们如果要到延安去出《中央日报》，你们必须先把机器运去，把纸张运去，因为我们是无法替你们解决的。而且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即报纸是要人看的，我们延安的人看惯了《解放日报》，不一定习惯看你们的《中央日报》，所以你们要预备亏本，你们要预备花了资金收不回来。’他们一想的确是这样，所以就不想去延安办报了。”
《扫荡报》记者更险恶地问：“我们《扫荡报》上天天说苏北有很多难民大量逃过长江来，大家非常痛苦，有的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们都说是你们共产党在苏北杀人放火造成的，不知有没有这种事实？”
周恩来笑一笑说：“有的，在苏北我们共产党地区的确有这样的事，但是我们杀的人都是那种为非作歹、欺压人民，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地主，而苏北人民都拥护我们这样做的，关于放火，我们共产党并不提倡，因为房屋大家可以用嘛；但是由于人民对反动派，对恶霸地主，土豪非常痛恨，往往要将他们的房子放一把火烧掉，这也是人之常情，因为压迫他们的人为人民所痛恨。这样可以出一口气。我们共产党虽不提倡放火，但是也不能阻止他们，让他们在愤怒时好出一口气。”
当时在场的许多人都认为周恩来说得很有理，无不作会心的微笑，而《中央日报》、《扫荡报》记者只得灰溜溜地先走了。
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有一次接见外国记者，有个不怀好意的西方记者挑衅地问：“总理阁下，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把人走的路叫马路？”
周恩来机智而且自豪地说：“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路，简称就叫马路。”
这位记者不死心，又想出一个难题：“总理阁下，西方人都是仰着头走路，而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低着头走路呢？这又怎么解释呢？”
周恩来笑着说：“这不奇怪，问题很简单嘛！你们走的是下坡路，当然要仰着头走路了，我们中国人走的上坡路，当然是低着头走了。”
西方记者又提了一个意在讥笑中国贫穷，同时涉及国家机密的挑衅性问题：“请问总理阁下，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
周恩来看了一眼这位记者，从容地笑了笑，幽默地说：
“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
这一回答使全体在场记者为之愕然！场内鸦雀无声了，只听周恩来进一步解释：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面值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的主辅币，共10种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
当大家意识到这是用讳饰手法，在讲人民币的面值时，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周恩来的上述回答，充分切合语境要求，不愧为才思敏捷、睿智过人的伟大政治家。
在外交和交际场合，为了准确地阐明自己的观点或有力地反驳对手的观点，主要是根据某些典型的事例，这种方法叫做例证法。周恩来多次运用这一方法。下面仅举一例。
巧言应答妙语生辉（2）
1961年，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美国记者以挑衅的口吻问周恩来：“中国这么多人口，是否对别国有扩张领土的要求？”
周恩来不假思索，当即答道：“你似乎认为一个国家向外扩张，是由于人口过多。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英国的人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是四千五百万人，不算太多，但是英国在很长的时间里是‘日不落’的殖民帝国。美国的面积略小于中国，美国的人口还不到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但是美国的军事基地遍于全球，美国的海外驻军达一千五百万人。中国人口虽多，但是没有一兵一卒在外国的领土上，更没有在外国建立一个军事基地。可见一个国家是否向外扩张，并不决定于它的人口多少。”
在这段驳论辞中，周恩来借助比较对照的方法，引用了一系列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对“一个国家向外扩张，是由于人口过多”的观点进行了有力批驳。
1971年4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代表团成员科恩问周恩来：“我很想知道周总理怎样看待今天美国青年中的嬉皮士？”
周恩来坦然回答：“首先我对此了解不多，所以，我只能谈一些并不深入的意见。当今世界上，有许多青年对现状不满，正在寻求真理。在他们的思想发生变化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这种变化也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形式都不能称为最终的，在寻求真理的时候总要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在生活书店举行的茶话会上讲话。他侃侃而谈，妙语连珠，给与会者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
周恩来对大家说：“国民党说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不好，马克思是外国人，是舶来品，不合中国之情。我说，我们是一贯信仰马克思主义，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人了。说马克思是外国人不合国情，那就大错特错了。日本飞机在天空掉下炸弹，地上老太婆听了念阿弥陀佛，这里的‘飞机’，‘炸弹’，‘阿弥陀佛’都是外国货，从来没有人说不合国情。”这串串妙语，引起哄堂大笑。
周恩来又谈到共产党的名称问题。他说：“有些好心的朋友赞许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政策和行动，但认为‘共产党’这名称不很好，为了有利于国共合作，建议我们改一下。我了解他们的好意。但我同他们说，名称仅仅是名称，是代表一件事物的符号，主要是看它的实际行动。例如我的名字‘恩来’，带有封建迷信的味道，大家一向叫惯了，觉得很好，何必要改？”
古人说：“出言陈辞，身之得失，国之安危也。”也就是说，运用公关语言，陈述自己意见，既关系到个人得失，更关系到国家安危。对于政治家来讲，谈说之术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言语妙天下，一语定乾坤。这是周恩来在亲自宣传时的显著特征。
抗日战争时期的美国驻华使馆官员谢伟思回忆周恩来说：“他试图使我们赞同他（和他的党）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他对这些看法是深信不疑的。但是，他这样做，靠的是冷静的说理，清晰的措词，温和的谈话，广博的历史和世界知识以及对事实和细节的惊人的了解，人们会被说明（或受到教育），但不会被压服。”
1956年国庆期间，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国宴，招待各方贵宾。服务员端上一道由冬笋、蘑菇等组成的图案大菜。
可有人用筷子夹翻了一转，竟成了纳粹的图案！友人们吓了一大跳，不知此时出现此种图案是何道理，周恩来手疾眼快，神态自若，一边劝酒一边解释：“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万字图案，象征‘万事如意’，是对远方客人最良好的祝愿。”话音刚落，整个宴会的气氛又活跃起来。接着周恩来又幽默地说：“就是法西斯，也没有关系，来，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它消灭就是了。”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于是，所有的筷子一齐指向这道菜，来了个全面围剿，没费多少工夫，就把它干干净净消灭了。
1958年，七十二岁高龄的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第六次来华时决定在中国定居。此后，每当她生日来临，周恩来和邓颖超必定登门祝寿。
1966年11月，是斯特朗的八旬华诞。在庆寿会上，周恩来风趣的开场白，使主宾们感叹不已。他说：“今天，我们为我们的好朋友、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庆祝四十公岁诞辰。”
预料到“公岁”这个奇怪的词会使客人都困惑不解，他紧接着解释说，在中国“公”字是紧跟它的量词的两倍，四十公斤等于八十市斤，因此，四十公岁就等于八十岁。听了他对这个新名词的巧妙解释，几百位中外祝寿者爆发出阵阵欢笑声。
不说八十寿辰而说四十公岁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