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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往上爬的人，根本不关心我们。班长、党支书什么主要的学生干部都是我的好友，她们很了解我，经常和我交流，我总是鼓励她们也去体验性爱。别人就算知道我和任何人做爱又有什么关系呢？不会有人报告学校的，大家这点素质还没有，能上北大吗？所以我差不多是完全自由的，想去哪里过夜都可以，有时父母打电话来我不在，同宿舍的人也会替我掩饰。
至于毕业后一个人在北京，就更没有人管了。
即使真有负面评价我也不理会，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想。（Ｆ０４）
与上述大多数受访者不同，个别受访的多性伙伴行为者，或者他们的性伙伴，仍表现出工作场所对其有很强的影响力。仔细分析那些 “害怕”的人，就会发现，他们几乎都是在旧的再分配机制下生活的人，或者深受再分配机制影响的人。
第三章 控制的丧失与持续单位制、再分配机制与市场机制（4）
学术界对于中国由再分配机制向市场机制转型的论述中，很多对我们的分析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与我们在本节开始讨论的单位制可以形成呼应。
“社会主义经济从等级到市场的转型改变了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决定因素，进而也改变了权力和特权之源。”（维克多·尼，1996） “从再分配调节向市场调节的转型会导致社会经济地位获得背后作用过程的改变，这种改变有利于直接生产者而不利于再分配者。我认为
，社会经济地位获得背后作用过程的改变会在相当普遍的意义上削弱政治资本的价值。”（维克多·尼，1996）“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市场交换替代再分配的比重越大，政治资本的价值就越小，市场资本的价值就越大。”（维克多·尼，1996）
转型带来的是政治权力的衰退，而与政治权力衰退同时而来的，必然是自由的倾向。
“在过渡中，政治市场的自由化常常与经济市场的自由化是同等重要的。”（白威廉，麦谊生，２００２：５５５）
“市场过渡理论认为，当商品与服务的分配转向市场方面时，权力就更多地通过交易性交换而不是行政性命令来传递。因此，权力不再由再分配者垄断，而是变得越来越扩散到经济与社会的各个方面。……市场过渡理论认为，从等级制度向市场转变引起了在再分配部门的地位性权力的重要性的下降。” （维克多·尼，１９９４） “市场改革削弱了共产党对普通公民的监督制裁能力，因而国家控制随着向市场的转移而减弱。这一结论与市场转型论的‘再分配权力重要性减弱’假设相一致。” （倪志伟，马蕊佳，２００２：596）所有上述论述，为我们研究当今中国针对性的社会控制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视角。
单位曾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长期居于最重要位置，它是再分配机构，个人所能够得到的全部生活资源、声誉地位等等，几乎无不从单位获取。但是，随着市场机制取代再分配机制，单位的作用开始分解。越是市场化的领域，单位对个人私生活的控制力也越低，或者换言之，违背控制时所可能得到的“惩罚”对个人影响越小，个人越有可能置单位的控制于不顾。
在市场分配机制的机构中工作的人，如外企、私企，社会对其私人性活动的控制力极弱；在再分配机制中工作的人，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对其私人性活动的控制力仍然很强。在市场分配机制中工作的人，比较在再分配机制中工作的人，当其采取多性伙伴的生活方式时，更不担心自己的行为会曝光，更不容易受到惩罚。
本研究中的个案调查，证实了这些假设。
Ｆ０１提到； “除了那个警察外，我和别的性伙伴没有刻意去回避什么。”
警察，便属于我们所说的在“再分配机制中工作的人”，而且公检法这种机构本身就是用来进行社会控制的，像军队一样，对其内部成员的控制更强一些。
“那个警察男友很注意我们在一起的保密性。我们或者去宾馆做爱；或者在他的警车里做爱。在警车里做爱之后；他都十分小心地将每一根头发找出来；不留下一点痕迹。而且；他是唯一一个要求做爱时戴安全套的男人；每一次都戴。他谨小慎微。”Ｆ０１这样说。
我追问她：“他的同事是否有人知道你们的关系？对他构成影响了吗？”
Ｆ０１回答：“我想他的同事不会知道的，他有几个好朋友知道，我和他的朋友们接触也很少，不是他特别要好的朋友的话，他是不会介绍给我认识的。我知道他的朋友和他的工作没有什么联系。他的同事我一个也不认识的，但我肯定他绝不会让他的同事知道的，他是那么谨慎小心，他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发展他的事业，他不能允许一点儿可能会影响他事业的事情发生。”
我和Ｆ１３下面的一段对话，
方：你的这些伙伴里，他们有人特别害怕别人知道吗？
Ｆ１３：有。一个在国企做外贸，进出口的人。
方：领导？
Ｆ１３：部门经理。一个挺大的部门的经理。一个国有的做进出口的大型的集团公司。还有一个男人是中日合资的大型企业的北方大区域经理。
方：为什么？怎么表现的？
Ｆ１３：接电话会很小心。在我家的时候接电话，他会讲，我现在在外面谈事。那会儿他会要求我不出声。
由Ｍ０７的前后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再分配机制下个人的私生活是如何受到影响的，而这种影响在转入市场机制后又是如何一点点转变的。Ｍ０７曾经是一名军人，而在接受我的访谈时，是一名企业家。
我同一个女孩子交往了一年多，但对她还是没有感觉，自身也有性的欲求，但从来没有想过要和她发生性关系，一年多连手都没有拉过，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有很多美好单纯的想法，想把第一次留到新婚之夜，另外，也是考虑到责任问题，受部队纪律的约束，不敢轻易走的太近。
在军校和部队机关，看到很多因为两性关系而栽倒的人。当时的概念是，有了性关系就一定要结婚的。比如军校有几个学生，读了大学后就想甩掉原来的女友，让学校知道了，都立即开除、复员。
机关里有一个军校毕业生，来自小城镇，毕业后进了北京，就想同前女友分手了。但那个女孩子已经怀孕了，挺着大肚子找到部队来。他不承认是自己的孩子。党委找他谈话，要他结婚，他还是不承认，就立即被做复员处理了。当时也不像现在，还会做个亲子鉴定什么的，人家说是你的，就一定是你的，不然人家不会来找你。部队的要求就是这样严格，婚前性关系本身就是不允许的。
第三章 控制的丧失与持续单位制、再分配机制与市场机制（5）
如果和一个女孩子明确了恋爱关系，是要向部队领导汇报的。
我所在部队的政治部，会给对方单位的人事部门发一个制式的函，就是有标准格式的政审信，讲，我单位＊＊＊与你单位＊＊＊确立了恋爱关系，请协助审查你单位这位职工的海外关系问题，家族是否有反革命，个人历史是否清白，有无生活作风问题，等等。这可能是出于保护军婚的目的吧，因为军人与配偶长期两地分居的情况比较常见，所以也间接地暗示
对方单位一下：关注一下这个人的生活作风。
目前是否还有这样的审查程序我不知道，但至少到九十年代中期，我知道还是有的。你想，在那样的情况下，哪里敢轻易确立恋爱关系呀，如果都政审完了，再分手，就很不好了。所以没有看准结婚，是绝对不敢越雷池一步的。
……
再后来，别人就介绍我认识了我后来的妻子，已经到了给自己规定的结婚年龄，就比较匆忙地结婚了。初婚时不懂婚姻。
我们是在领结婚证的当天发生性关系的，已经是合法的夫妻了，那一年，我２７岁。
……
婚后多年我一直没有越轨之举。野战部队中可能会有一些绯闻，但在部队机关，我却从来没有听到和遇到过这类事。机关里的人很纯洁，竞争环境很强，有了这种事会影响进步。
我的第一次越轨，便是在妻子出国之后的１９９６年，我一个人在北京。女方是我单位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