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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党委书记有觉悟。”这回余秋里的脸上露出了笑意——这是他此次松辽之行第一次露出笑容。“老康，文彬同志，我看应该在我们的会战队伍里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让职工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想明白了今天我们在这儿吃苦是为了什么？”
“我赞同。这比多打少打几口井要重要得多。”康世恩这两三年跟着余秋里，已经学到了很多政治工作方面的经验。
张文彬自然更不用说了，在石油师之前他便是军队的师政治委员，政工一套最熟悉。“好，过去部队越在最困难的时候，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就能激发大家的革命斗志和革命热情。我建议立即请会战指挥部政治部起草一份‘开展忆苦思甜教育的决定’。”
吴星峰马上接过话：“明天我们就把文件写出来，余部长过目后马上发出去。”
余秋里点点头，说：“教育肯定是要搞的。眼下大家饿肚子是最根本的现实问题。所以我们作为领导会战的决策者，还要更多地从解决目前队伍的困境着手想出路。这是头等的政治思想工作，也可以说是头等的政治任务。”
康世恩和张文彬等将目光随余秋里走动的身体而移动着，并开动起脑子。
“现在是天上飞的没了，地上跑的也少了，水中游的基本也差不多了……剩下的我看唯一还能解决些问题的就是挖野菜了。这北大荒毕竟还是个大草原，我看我们靠谁现在都不行，只能靠自己了，靠自己在自己的地盘上想法子！挖野菜，像当年我们在长征过雪山草地时那样。我不信会绝命我千军万马于这荒原之上！不是听说有单位的同志一天上草原挖了一百多斤野菜吗？这能吃几天？我看这就是出路！”
康世恩说得更具体：“眼下最现实的度荒办法，就是大挖野菜。每人每天吃3斤野菜，当命令执行。同时，到外地去捕鱼，采松子。每天实行‘两稀一干’：早、晚吃稀饭、野菜汤，中午吃一顿野菜加粮食做的菜团子。”这话从一个石油专家和会战总指挥嘴里说出来，让人感到心酸和严峻。
捕鱼的人后来最远的到过最北端的黑龙江，采松子的到过大兴安岭。至于挖野菜的嘛，那么大的松辽草原上如果再挖不到，其他地方肯定也不会有了。
张文彬布置得更细致：“各个施工单位，要包片包地出去挖野菜，尽量多挖。如果本单位吃不完，必须把数量汇报上来，我们再进行统一调配。每个机关干部除工作外，必须每天挖三斤以上野菜。野菜主要挖车前子、野韭菜、黄花菜等。各食堂在进行野菜和食品制作上，应采取将野菜掺入小米和其他杂粮里，做成糊糊或菜饼子，平均每人一天吃1郾1斤。这样每天每人可以节省2两粮食……”
余秋里后来回忆说：“当时听了他们说这些话时，我心里沉甸甸的，可除了这，我还能说什么呢？”
张文彬则另有回忆：在最困难的时候，青海石油局参加会战的一名负责人，因为工作忙，挖野菜的任务没完成，便只好吃“观音土”。那“观音土”样子挺清爽，但绝对不能多吃，弄不好会要了人的命。我知道后赶紧找这位干部，劝他千万别再吃了。另一个队的指导员反映，说他见一名青工上班时钻到了机台旁的野地半天才回来，问他干什么去了，那青工说是拉屎去了。指导员感到蹊跷，拉屎要那么长时间吗！便到野地里转了一圈，也找到了屎堆。可令他震惊的是，那青工拉的屎跟牛粪毫无区别——净是没有消化完的草料。
“那会儿，我们的粪便都是这个样。当地有的农民专捡我们石油人的粪便回去晒干后当柴火烧……”有位“老会战”对我说。
正如康世恩所言，无论吃野菜怎么结果，而当时大挖野菜是唯一能帮助几万会战将士们度过困难的最佳出路。有趣的是，在“大挖野菜”的群众性抗饥饿斗争中，还出了不少现在的人觉得很可笑的事，其中之一有则“野菜司令”的任命。
当时在会战前线的党委书记、副书记们都担起了抓生活的重任，什么“打猎队队长”、“打鱼队队长”，有名分有任免，正规得很。采油指挥部党委副书记李光明因为有一天从泰康镇返回萨尔图的路上，经银浪以西的草原时突然发现了一片黄花地，其面积之大，简直能用“一望无边”来形容。“好消息嘛！老李，我跟余、康部长招呼了，就任命你为‘野菜司令’，你带上三百个人，好好干它一仗！”正在为上哪儿“大挖野菜”犯愁的张文彬拍拍李光明的肩膀，一纸口头任命就落到了这位采油指挥部党委副书记身上。李光明接受任务后立即着手组建“野菜部队”，并且按每二三十个人为一个中队及一人一天一百斤的任务，自带粮食和行李，雄赳赳气昂昂地整队出发。驻扎在大草原上的“野菜部队”完全是军事化的正规行动，他们采取的也是非常专业的“阵地战”法则——几百人排成一线，目标是生长茂盛的野菜腹地。只是武器显得低劣和简单，或麻袋，或干脆是身上脱下的衣服，不过这对收拾野菜之类这样的敌人，此类武器足矣。“战况”煞是好看：长长的队伍，在辽阔而平展的草滩上不停地向前蠕动，如蚕食桑，所经之处，原为一片金黄色花地，转眼变青变绿……
五月里来好风光，
遍地黄花分外香；
摘来黄花保会战，
吃饱肚子打井忙……
歌声、笑声荡漾在大草原上，这是那个困难岁月少有的一景。李光明的“野菜司令”虽然仅当了一个星期，他的“野菜部队”也在完成那片十万斤的黄花采摘任务后解散了，但李光明的“野菜司令”被人叫了一辈子——这也是他一生中引以为自豪的唯一一次有过“司令”头衔的正式称谓。
野菜——特别是用黄花菜充饥，但天天吃野菜却也令人呕吐难咽。尤其是这些饿急了的人一到黄花菜地后，就拔得鲜菜，往水泡子里涮涮，便架起铁锅点起火，狼吞虎咽吃一餐煮鲜黄花。那黄花是不宜鲜吃的，结果吃得许多同志又拉又吐，几日不得舒服。虽然指挥部颁了有言在先的“吃野菜注意事项”，但无法制止饿极了的会战职工擅自行动。
黄花菜现今是一样稀贵的菜肴，可是我在大庆时上一些年龄的人一听“黄花菜”三个字，便都会食欲锐减。“当年我们吃怕了。”他们如此说。
“大挖野菜”度困难只是余秋里和他同事们的一招。
第二招是食堂伙食上搞名堂。
这是余秋里的拿手好戏。有一天他上一个职工食堂细查伙食情况，见有位师傅烙的玉米饼又脆又香，而且同样的分量饼比别人烙得大。
“好嘛，我要让全会战食堂推广你的手艺。”余秋里高兴地挽起右胳膊，跟着那“大厨”在炉前忙碌了半天。当他认为这种野菜玉米饼确实具有“增量增效增耐饥”的“三增”后，立即找来张文彬，让他推广到各个单位。
一时间，会战各单位掀起了一场“粮食增量大比赛”的活动。说来你不相信，但在当时的大庆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
——机修厂（现大庆总机厂前身）的食堂发明了一种可以将1市斤大米做成4郾5斤饭、将1市斤小米做成5市斤饭和将1市斤杂粮面做6市斤发糕的传奇。怎么做的？其实简单，就是将粮食长时间地浸泡，尽量让膨胀的粮食再吸水，煮饭和蒸发时再使其吸水吸气。于是一点点粮食原料，煮熟和蒸出的东西就变得看上去又大又量多，饭像蓬蓬松松的棉花，发糕像软软绵绵的泡沫。这种饭和糕吃下去能填肚子，却不禁饱，过不了一二个小时便肚肠乱叫，可确实在当时能管些用。
——拾得农家用的做燃料的庄稼秸秆和玉米瓤子等粉碎后掺入玉米面或小米中，做成馍馍一类的糕饼，再每人配上一碗野菜汤。这样“一硬一软”，也能把肚子撑得胀胀的，好像多饱似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为了骗骗肚子嘛！”余秋里对此有过评说和愧疚，但他能做得到的也就是这些了。
“骗嘴”的招数自发动群众后，怪招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余秋里选择了6月6日这一天，命令张文彬主持全战区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吃饭大会”。地址就在前一年召开“誓师大会”的万人广场上。
嗨，这热闹哟！
参加“吃饭大会”的各路书记、指挥和食堂管理员、炊事员及后勤供应人员1100余人。并且各单位的炊事人员都带上了炊具、锅灶和花样百出的瓢盆，现场表现各自的包括菜馍和代食品。
“交流比赛开始——”张文彬一声令下。一时间，万人广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