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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垂涎的烹饪香味，而是清洁剂的气味。爸爸三个月前开着他的野营车周游全国去了。我估计他准带上了一个新交的女朋友。
我从窗前转过身，倚着洗涤槽，闭上眼睛谛听。这房子是我认为能摆脱RKI监视的最好隐蔽处。多年来，爸爸一直坚持不让我家的电话号码入编上册——没想到现在真有用了。爸妈离婚后，这房产转到我姐姐夏琳和她丈夫里基名下。他们买下这所房子，同时签了份协约，说明只要爸爸愿意，他就能无限期住在这儿。等到RKI发现我在这儿，也许我已离开了。
从波利饭店跳上那辆出租车后，我换了三辆出租车来到这儿。三辆车是三家不同的公司的，又是三个不同的上车点，而且没有一个司机看见我转乘下一辆出租车。
现在，隐匿点有了，可供四处奔走的车子也不成问题了。我哥哥约翰住在附近的莱蒙园，最近一次我和他通话时，他提到在车库里存放着他的四轮驱动型“国际侦察者”。如果RKI到这个地区来寻找我的亲戚，他们不可能找到约翰，他的房子、电话以及车子都放在他的房屋油漆公司“佩因特先生”名下。
我转身从橱柜抽屉里取出车库钥匙，然后走出屋子。车库位于这所花园住房的远端，在老房子外增搭的一间卧室的侧墙外。
从起居室到车库栅篱之间是一片院子，我穿过去时，突然察觉到有什么东西同以往不一样，我停住脚步四下寻视，哦，爸爸将游泳池填了，并在上面铺了路。
我打开车库的边门，见约翰的“国际侦察者”停在最后一个车位上。我走上前，钻进车子，发现车钥匙插在点火开关上，登记证与保险卡放在仪表板上的贮物箱内。车后的放货处拴着一只塑料箱，里面有急救用品等必需的物品。我又逐一检查了汽油、润滑油和电池，发现它们都处在良好状态，随时可启动。
回到屋里，厨房的钟告诉我已是3点10分。我一点睡意都没有，马上着手找爸爸的枪。
在我刚能记事的时候，就知道爸爸在一个上锁的盒子里藏了一把0。45左轮手枪，那只盒子一直放在衣橱顶层的一堆旧毛巾底下。而那把开盒子的钥匙，被爸爸用胶布粘贴在他床头柜的抽屉底下。也许他认为万无一失，但这秘密早在我童年时就被我侦破了。我拿了钥匙，找到盒子，取出手枪，检查枪的状况，然后从厨房洗涤槽下的第三个隐藏处找出子弹。我给枪压上子弹，放入了我的包中。
此刻我比什么时候都更清醒警觉。我到厨房的冰箱里找了瓶酒，拿着杯子，边喝酒边在屋子里巡行，检查每一扇门窗、每一间卧室。我的卧室使我特别地感伤，尽管所有我童年起就喜欢的东西现在都存放在旧金山我家的车库里。我无法在这儿入睡。我从床上拉下被子和枕头，把它们拖到起居室的长沙发上。
我闭上眼睛，但无法入眠。四周有什么东西在窸窸窣窣地发响。更远的地方，我听到有野狼在长嗥。
尽管夜是闷热的，一丝寒意却滑下我的脊背。我紧合双眼，努力地想象海诺的面容。而我见到的却是伦肖的脸，一副他发誓要杀死海诺时的神情。海诺似乎在非常遥远的地方，尽管我今夜去过大约四十八个小时前他还在的那个地方，跟那些和他讲过话的人交谈……
突然我坐起来，睡意一扫而光。有人正在追寻我，我对自己说，一着失手，追寻我的人会猝不及防地向我扑来，就像恶狼扑向它的猎物一样。
11
6月9日 星期三
假日市场是车道边的一块大场地。几十个男人聚在杂草丛生的市场一角停车场上，喝着塑料杯中的咖啡，无所事事地闲聊抽烟。他们全都是拉美人，我敢肯定其中大多数人是刚越境到这儿的。他们一边弓腰曲背抵御着破晓时分的寒气，一边眼巴巴地瞄住每一辆到来的卡车。
进来的卡车大都属于各类建筑公司，车主是来雇非技术性工人的。每个包工头都千篇一律地履行一个固定程式：下车走进市场，一两分钟后带几个人出来，接着开始在路边谈生意。而四周一些东倒西歪的标牌上写着：“别在这儿雇廉价劳动力！”
这天早晨，没有移民局的人来干预交易。我坐在“侦察者”里，看着包工头们怎样敲定他们的买卖。过了一会，我下车锁上车门。这时候，海边云雾弥漫，虽然气温仍徘徊在华氏五十多度，晨雾潮湿的空气还是使我感到骨子里发寒。我过了马路来到市场。事实上，市场中唯一的建筑是一大片水泥房子，俗气的绿墙上点缀橘红色的装饰；肮脏的窗户安装了沉重的栅栏。我发现离进门处几步路的地方有个投币电话，电话亭的塑料玻璃破碎不堪，电话簿撕成了碎片，电话听筒离开机座悬垂着，快拖到地上了。显然，这是人为的损坏，而且不是近期发生的。那么，海诺来这里的目的肯定不是等待绑架者给他的电话。
里面有个不伦不类的商场，有点像南加州诸多城镇中墨西哥人开的杂货店；黑玉米面饼紧挨着面包，西班牙辣味香肠打成串吊在肉柜上。
市场中空空荡荡，只有一个年轻的母亲怀抱婴孩，领着两个瞒珊学步的小孩早早地出来了。我径直来到账台前，将身分证明出示给一个站在现金出纳机旁的粗壮拉美人。他看了看，又盯住我的脸，表情冷漠僵硬。当我举起海诺的照片，问他是否在星期天傍晚见过这个人时，他耸耸肩，转过身去嘟哝一句西班牙语：“No tengo ingles。”
不懂英语，你别装蒜，我在心里这么想。我看见他把《联合论坛报》翻到体育版。但我还是跟他讲西班牙语。“En domingo，esta aqui？（星期天，来这儿了吗？）”
他耸耸肩，装成迷惑不解的模样。
“瞧，”我指着那份报纸说，“我知道你会讲英语。”我从包里拿出20美元放在柜台上。
他看着钱摇摇头。
这是真的拒绝，还是另有原因？
我又加了20美元，询问地看着他。
他摇着头走开了。
我把两张钞票放进口袋，往回走出市场。
我选了条不同的路线回圣迭戈。从帕姆街开车往西，经过数家快餐馆、酒吧，这些店主要是为军人服务的。接着，就沿白银海滩驶向科罗纳多。格罗利厄塔海湾地区的发展远远超出我的想象。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卡萨德雷大饭店已被夷为平地，它让位于又一个新建的公寓住宅群。在驱车通过科罗纳多到圣迭戈的豁然开阔的大桥时，我凝神回顾了一下发生在假日市场的一幕。刚才那个拉美人毫无余地地拒绝了我，根本无法和他交谈。但是还有没有别的途径去接近他呢？我需要一个能够接近那位拉美人的人……
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我已摆脱了RKI的暗探。到目前为止，后面没有尾巴。现在我开始思考又一个冒险计划。我驱车向北划了个弧线驶上圣迭戈高速公路，然后取道94号公路朝西开往莱蒙园。
我哥哥约翰的房子坐落在一个小丘上，通向房子的车道没铺石子，高低不平，弯弯曲曲蛇行于两侧斜坡上的丝兰树之间。红瓦房顶，墙面恰到好处地油了一层清新的柠檬黄漆。一条长凳放在桑树底下，这是约翰和我的另一个兄弟乔伊在最后一次行窃中从市中心一个车站上偷来的。长凳上放着两只啤酒罐，我不由得笑了。眼前出现我哥哥坐在那儿一边环视他的产业一边休憩的情景。我的这位哥哥从前打架殴斗，胡闹滋事，蹲过监狱；现在判若两人，成为有责任心有产业的商人，而且还当着两个孩子的单身父亲。
我把汽车停靠在一辆佩因特公司的新卡车边上，向屋子走去。窗户里传出了音乐声——是60年代的摇滚乐，这是约翰唯一要听的音乐。我一迈上前门台阶，乐曲戛然而止，从我身后树林中什么地方的喇叭里传来了约翰的声音：“莎伦，谁对你说过能偷用我的‘侦察者’？”接着纱门打开了，我立刻像被熊逮住似地紧紧搂住了。
约翰长着一头亚麻色头发，面部特征显示出他继承了我们家族中的爱尔兰血脉；而我在遗传上则返回到我的曾祖母玛丽·麦科恩，她是北美印第安肖肖尼部落人。虽然我俩外形差异很大，但约翰和我一直最亲密。我很高兴看到他身体很健康，而且生意兴隆。
“多时髦的打扮！”我评论着他那讲究的衣着，“要那喇叭干什么？”
“坡下搬来些吵吵闹闹的邻居，他们闹得太响时，我就把那玩意儿打开，对着他们用严厉的圣经腔调警告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