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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一个深谋远虑，高瞻远瞩的“高手”。
胡雪岩曾联合信和钱庄的张老板筹划了一桩长远的以钱生钱的生意，即接受失败逃亡的太平天国兵将的存款，然后放给因调补升迁而需要钱财的官员以及因战乱逃难到上海而在原籍有地产的乡绅。向太平天国这些兵将融资，根本可以不付利息，因为那些兵将只求保命保住财产而已。胡雪岩将这部分钱用来放债，则可以有大笔进账，可谓无本万利。
为了结交丝商巨头，联合同行同业，以达到能够顺利控制市场、操控价格的目的，胡雪岩再将从湖州收购的蚕丝运到上海，一直囤到第二年新丝上市之前都还没脱手。而这时的社会环境对于胡的生丝销洋庄的生意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一方面新丝虽然快要上市，但是由于朝廷禁止运往上海，胡雪岩的现有囤积也就奇货可居；另一方面，朝廷在上海设立内地海关，洋人在上海做生意必然受到一些限制，而此时洋人又迫切希望与中国保持一种商贸关系。此时胡雪岩联合同行同业操纵市场行情的工作已经大见成效，继续坚持下去，迫使洋人以高价买自己的货并不难。
但是，胡雪岩考虑到与洋人以后的合作会大有利赚，便将生丝按照洋人开出的低价格卖给了他们。在这票生意中，胡雪岩确实没赚到什么钱，但他却铺就了一条与洋人做更大生意的道路。这次交易，为他日后做的洋庄生意，借贷洋款发展国际金融业，铺下了一条阳关大道。
第二部分：安徽商人知己知彼 准确预测市场
商场如战场，商家的竞争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信息的竞争。准确地预测市场信息能够使商家提早获得商机，从而在商业竞争中取胜。
孙子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商场如战场，商家的竞争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信息的竞争。准确地预测市场信息能够使商家提早获得商机，从而在商业竞争中取胜。
市场的预测即是对市场需求、价格变化等所作出的预先判断。通过商品供求、人们消费水平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来预测市场走势，以便从中获取商机。
徽州商人在这一方面表现得尤为出色。他们精明强干，往往“人弃我取”“贱中找贵”，通过预测，推断哪种商品在不久的将来会价格上升，哪种商品会因为人们的消费方式变化而获得巨大的市场。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徽商越来越认识到市场信息对于经商的重要性。他们想尽办法，千方百计收取市场信息，以更好地审时度势，来推断市场的走向，从而采取与之相适应的经营方针。
第二部分：安徽商人顾客乃养命之源
胡雪岩曾指出：“顾客乃养命之源”。商号的兴衰盈亏，全要靠顾客，只有得到顾客的信任与支持，才能达到兴盛。
“红顶商人”胡雪岩曾指出：“顾客乃养命之源”。商号的兴衰盈亏，全要靠顾客，只有得到顾客的信任与支持，才能达到兴盛。
“顾客乃养命之源”是胡雪岩创办的“胡庆余堂”的店规，他要求店员把顾客当作衣食父母来尊敬，以优质的服务来赢得顾客。
在胡庆余堂开张之初，胡雪岩本人头戴花翎、身着朝服，亲自接待顾客。一次，一位来自湖州的香客在胡庆余堂买了一盒胡氏辟瘟丹，打开一看，微露不满之色。胡雪岩察言观色，当即上前审视，承认此药确有欠缺之处，再三致歉后，令店员更换新药。结果这天的辟瘟丹刚好售完，胡雪岩念顾客远道而来，便留他住下，而且向该顾客保证三日内赶制出新药送到顾客家里。果然，三天后，胡庆余堂的伙计将新配置的药品送到了湖州香客那里。这位顾客深受感动，逢人便讲胡庆余堂服务周到、胡雪岩仁义待客的事，无形中为胡庆余堂做了很好的宣传。
为了体现顾客至上的原则，胡庆余堂还专设顾客休息的场所；在夏初之际，免费供应清凉解暑的中草药；在远近香客赶庙烧香、大批涌入杭州的初一、十五，将药品降价销售；遇急诊病人，隆冬寒夜也照接不误。如：在三九寒天，经常有哮喘病人半夜三更敲门求药，值夜药工必须遵守胡庆余堂为急症病人现熬鲜竹沥的规定，劈开新鲜的淡竹，在炭炉上文火烘烤，待竹沥慢慢渗出，再用草纸滤过，当场让病人喝下。熬一剂竹沥一般要花两个钟点，病人若多，所需时间更长，但药工们总是耐心细致做好服务工作，从未有所抱怨。
在当今的商品经济中，市场由卖方市场变化为买方市场，商家更应将顾客看成利润的来源，信守“顾客第一”的原则，把好服务关。
第三部分：浙江商人于思考 富于变通
浙江商人
浙江商人被誉为当今中国最具人气的“财富制造商”，是最会赚钱的人群。他们遍布中国的各个角落，是中国最庞大的“游商部落”。他们将踏实敢干的企业家精神传递四方，用他们自己的经营观念和方式影响着各地的商人。
“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商”，这是对浙商庞大队伍的一种最为精辟的描述。
浙商最具可学性，因为他们之中大多是普通百姓。他们有的资本和知识，你可能同样拥有。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学着去经商，而且可以很好地去经商。
于思考，富于变通
浙江人是哪里有市场就到哪里去，哪里没市场就到哪里开出一个市场来。
浙江人头脑灵活，勤于思考，富于变通。
历史上，浙江就出过很多富甲一方的大商人。
唐代时，温州和宁波都是有名的贸易港。
宋朝时期，宁波、杭州、温州都设有市舶司，专管海外贸易。
明清时代，政府禁止海贸，宁波、温州走私活跃。
到了鸦片战争之后，宁波、温州等地相继被辟为通商口岸，我国近代民族工商业得以发展，浙江商人开始迅速崛起。在重商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浙江商人发挥其天生的经商意识，将其经商传统发挥到了极致。
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迅猛发展，浙江商人大批涌现，占据了各地的大部分市场。1999年度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占了112家，比例超过了1/5，总量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有4家企业进入全国民营企业前十强。2000年，“500强”中的浙江企业达到了171家，独占全国1/3强。2001年9月底，浙江省民营企业突破20万家，全省民营企业的注册资本超过1600亿元，其中注册资本在百万元以上的已达24600家，位居全国第一。
不仅仅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在一些小乡镇甚至其他国家，都有浙江商人的足迹。
浙江人是哪里有市场就到哪里去，哪里没市场就到哪里开出一个市场来。
第三部分：浙江商人不畏艰险 勇于开拓
浙江商人不畏艰险，敢为人先。他们不会固守一个经营领域而不动，经常以远见卓识的眼光去开拓新的经营领域。
浙江商人不甘心在狭小的家乡碌碌无为，他们不怕背井离乡，怕的是没有钱。他们没钱的想到外面的世界去赚点，有点钱的想到外面赚多一点。
浙江商人有着坚毅的冒险精神和开拓进取精神。
以宁波人为例，光绪、宣统年间，移居海外经商的人数多达近10万人；国民党统治结束的前夕，大批商人移居港、澳、台以及日本、美国、新加坡、英国、俄罗斯、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加拿大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克服了在异国他乡的种种困难，努力拼搏，历尽艰辛，开拓出了一个个巨大的属于他们自己的市场。其中有好多人在当地成为了赫赫有名的人物。
如在香港叱咤风云的“世界船王”包玉刚即是浙江宁波人。包玉刚1946年曾任上海银行副总经理兼业务部经理。1949年全家移居香港，从事进出口贸易。1955年转营航运业。
20世纪50年代，香港和国际上普遍实行短期结算办法，即按船只行程计算租金。当时租金高，这种办法确能获利。但包先生居安思危，看到繁荣背后潜伏的危机，采用稳健的经营方式，以低租金，长期限合同，将船租给信誉卓著的大租户。
1975年，他组织了环球航运集团，当年登上了世界船王的宝座，赢得了“东方奥纳西斯”的美誉。1981年，环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