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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天荣继续贴他的《第二株毒草》《第三株毒草》，并贴出了《退回声明》，一时成为全校的焦点人物。
从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到此时，各系的右派基本上都是各自为战，大家互不认识，互不通气的，其观点也五花八门，乱糟糟的。我觉得这样不行，容易被各个击破，应当把各系的右派联合起来，用一个声音说话，这样才有力量。西语系的贺永增、东语系的谭金水、数力系的赵清、中文系的王国乡等人跟我的想法一样，为此我们便分头到各系与各系的右派联系，最后在未名湖畔的花神庙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会是晚上开的，参加的人有张景中、杨路、谭天荣、龙英华、王国乡和我。大家研究的结果决定成立一个组织，谭天荣坚持取名为“黑格尔——恩格斯学派”。当时我并不同意这个名字，我觉得这个名字口气太大，再说我们这些人除你谭天荣读过较多的哲学著作外，其他人对哲学知之甚少。但谭天荣当时的名气太大了，大家也就迁就他，同意了，于是第二天一早贴出了海报，宣布召开“黑格尔——恩格斯学派”成立大会。会是大约在晚七点在一个阶梯教室召开的，参加的人很多，整个教室都坐满了。会上很多同学不同意“黑格尔——恩格斯学派”这个名字，于是张景中建议改名为“百花学社”，因为这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年代诞生的，这正合我意。我首先表示同意，大家也一致赞同，就这样鼓掌通过了。会议并没有搞什么组织章程之类的东西，只决定今后大家要加强联系，扩大宣传，创办刊物，但怎么办，取什么名字，都没有定下来。会后决定把中文系的张元勋、沈泽宜拉进来，因为他们二人因写了《是时候了！》那首诗，在全校影响很大，又有文才，于是我就亲自去找张元勋联系。张、沈二人原想自己独立山头，但也感到力量单薄，又加上我的劝说，就同意了。我们又在我住的宿舍开了一次联系会，参加的除我外有谭天荣、张元勋、沈泽宜、崔德甫、王国乡、龙英华、叶予胜、袁橹林（经济系同学，是一位装了一条假腿的荣军，调干生）、张景中、杨路、谭金水、赵清、李燕生等人。大家讨论决定，组织的名字还叫百花学社，办的刊物取名为《广场》。这个名字是张元勋起的，他说，五四运动发源于北大，当时有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一个是北大的红楼，是学生宿舍，另一个就是北大的民主广场，它是当时民主力量集合的地方。现在北大团委和学生会办了一个刊物叫《红楼》，我们就办一个刊物叫《广场》，对着干。大家一致赞同，并决定把《广场》作为百花学社的社团刊物，选举谭天荣为百花学社的社长，成立了秘书股、组织股、宣传股、总务股等。选我为秘书长并兼管组织股和总务股，宣传股由张元勋、张景中等人负责，同时决定了当前的两大任务：加强宣传和出版刊物《广场》。《广场》的主编是张元勋，副主编是沈泽宜、王国乡，编委有崔德甫、叶予胜等人。《广场》的宗旨是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爱国民主传统，提倡学术自由，不论右派的文章和反右派的文章，凡是有一定水平的都登。第二天正式发表《百花学社成立宣言》，是我的同班同学钱如平代写的，因为他的毛笔字写得很好。宣言的详细内容已记不清了，主要是宣布要发扬五四精神，把“五一九”民主运动进行到底。
关于加强宣传方面，当时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
第一，加强与北京各大学的联系。谭天荣、谭金水、李燕生、王国乡和我等人都分头到清华、人大、北师大、北京石油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等大学去与这些大学的学生进行了联系，具体情况记不清了，只记得我联系的主要是石油学院的周乐甫、北师大的严景旭和人大的林希翎（程海果），但大部分时间我还是在家坐阵，负责接待外校来访的学生，我住的宿舍实际上成了百花学社的总部。
林希翎第一次来北大看大字报是王国乡、陈爱文、江文等中文系同学领来的，当时我还不知道（因为是在百花学社成立之前）。林看过北大的大字报后，回人大就公开发表演说，批评苏联斯大林的错误和我国“左”的文艺政策，在人大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当时的人大不收应届高中毕业生，收的全是保送的调干生，是专门为国家培养干部的，林希翎本人也是由部队调干保送到人大读书的。那时她已从新闻系毕业并当过一段《中国青年报》的实习记者，又回到人大读法律系的研究生。从革命阵营里培养长大的一位女战士居然站出来公开批评苏联老大哥和党的文艺政策，自然会引起中共领导的重视。林第二次来北大是我和李燕生、王国乡等人以百花学社的名义请来的。当时我们在北大三角地搭了一个台子，林希翎登台发表演讲，内容与她在人大的演讲一样，会场十分热烈，也有人上台与她辩论，台下人山人海，影响极大。林讲完话，许多同学让她签名，当时还被照了相。后来国家还专门出了一个反右运动的纪录片，其中就有林希翎和谭天荣等人的形象，所以后来林希翎成了家喻户晓的学生中的头号大右派，至今仍然活在世上没有改正的右派只有林希翎一人。林的真名是程海果，提起林希翎的名字，人人都知道，但知道她的真名的人并不多，林希翎是她的笔名。为此我专门去访问过她，了解到她的身世是很悲惨的。
西语系的讲师黄继忠老师也带领一部分学生去清华“点火”，黄老师本人并不是百花学社成员，去的学生中有百花学社的。
第二，组织人去北京市委请愿，质问北京市委：《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登北大整风运动的消息？当时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X态度非常强硬，他说《人民日报》是我们共产党的报纸，登什么我们说了算，你们想让我们的报纸宣传你们的错误言论，那是妄想！并威胁说，如果你们要上街，那你们自便，但后果你们自负！
第三，组织人去人民日报社门前贴了一张大字报，也是质问《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登北大整风运动的消息，是张元勋带领几个人去的，当时遭到了围攻。
第四，组织百花学社的成员利用同学关系，把北大整风中出现的大字报油印、抄写出来，寄往全国各大学，为此山东大学的孙广义和陈琦都受了牵连，后来均被打成右派，劳动教养十多年。
第五，组织人去天津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院校介绍北大整风运动的经验，是我组织的，但我未去，大家让我在家坐阵。去的人是谭天荣、张景中、刘奇弟等人，路费是由我给筹措的。
第六，组织人去与民主党派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许南亭去了民主建国会，因为他是民建秘书长许汉三的儿子，也是民建主委章乃器的义子。我去了“九三”和民盟。开始他们都表示支持我们，但后来一开始反右，我们再去找他们时，他们都回避了，令我非常失望。
第七，以百花学社为一方，以北大团委为另一方在大饭厅开了一次辩论会。辩论会的主题很分散，其中有关于“三害”产生的根源问题，有如何继承五四精神、继续发扬民主的问题，还有应该不应该民主办校、教授治校的问题。当时我参加了并发了言，谭天荣、龙英华、张景中等都发了言。团委书记石幼姗，还有其他人也参加了，学生会主席胡启立没有参加，不久他就调到全国学联去了，任全国学联主席。
第八，以百花学社的名义参加了哲学系的一次辩论会，具体内容记不得了，只记得主要是龙英华跟他们系的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