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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刘是一个农民的后代，自幼参加革命，他对革命竟然有了这样的一番理解，说来也是一种悲剧。据大刘对我说，他参加革命的时候，有的人明明识字，也装做不识字，识字的人就是这样危险，至于像我们读过这么多书的人，那就更时时提防你可能对革命不忠诚了。
像我这样的人，与大刘这样的人混在一起，自然是送走了一个个摘帽的同伴，自己一直不能摘帽。时间长了，在农场劳动、生活倒也习惯了。
我不像有的人，在农场里潜心地读马列的书，我更读不懂《资本论》；但在农场，我也在思考，虽然我不可能思考中国的前途，不可能思考革命的未来，但我还是能思考一些肤浅的道理，从反胡风，到反右，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思考这一场一场的运动。
（选自《拜谒人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萧也牧之死
作者：张羽
深夜，宁静的夜，安谧的夜。当我的笔尖写下《萧也牧之死》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久已淡漠的心又一次失去了平静。用不着回忆，也不必找寻记录，只要稍一闭目，十六年前的往事，马上就会涌现眼前。一切都那样清晰，那样真切，那样撕裂人的肺腑，那样震撼人的心弦。我仿佛看到了少年时读过的辛克莱笔下的屠场，但丁描写的地狱；仿佛看到黄世仁闯进杨白劳家肆虐；看到从黑非洲押送出来的鹄形垢面的奴隶队伍，而走在这支黑奴队伍最前面的就是作家萧也牧。他就是被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无情的鞭子驱赶着，走出了北京，走到了河南、安徽、湖北之间的黄湖，一步步走向坟墓，走向死亡，湮没进冤海恨波。
当我伏案写作的时候，似乎他又坐在我的对面，和我低声絮谈。这张乌木桌面的双人台正是我们俩共用了十多年的办公桌。它原是老开明书店在开国初年从上海运来的。开明书店和青年出版社合并后，我从上海调来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萧也牧也从团中央宣传部教材科科长的任上贬谪调来，从此我俩就合用这张办公桌（其间有段时间，他下放劳动时，黄伊在我对面坐过）。早晨，萧也牧来到办公室，泡上一杯浓茶，点上一支烟，开始工作。茶水浓得发黑，泡开了的茶叶涨得齐杯高，茶水喝完，茶叶也被嚼烂咽进肚里；香烟一支接着一支地抽，一天下来，烟缸里满是掐灭的烟头。茶和烟是他须臾不可离的嗜好，使他精神饱满地处理一部部稿件。从凯特琳斯卡娅的《勇敢》到梁斌的《红旗谱》，从孙犁的《白洋淀纪事》到曾秀苍的《太阳从东方升起》，以及青年作家林斤澜、阿凤、膝鸿涛等的作品，都是在这张书桌上，经过他的编纂、加工、修改后出版的。一本本的《红旗飘飘》（这个丛刊的名字就是由他取的）也是从这张桌子上起步走向社会的。《红岩》从约稿到出版也是在这张桌子上走完全程的。
若干年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处理旧家具时，我出于对故人的感情，对那段经历的怀念，买下了这张乌木桌，从此它就一直伴随着我度过日后若干年惊心动魄的峥嵘岁月。它的两边有着萧也牧的心血，也有我的汗水，同时也记录着彼此的遭遇和创伤。以“三红”（《红旗谱》、《红岩》、《红日》）起家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发展里程中，这张书桌也是它的历史见证之一。
萧也牧在这张书桌旁坐下时，正是在对他进行了一场大批判之后。他是刚写完《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并在《人民日报》和《文艺报》上全文发表后，收敛了创作的锋芒，来这里担任文学编辑的。从他来时的情绪观察，虽然是被迫放下了创作的笔，但对于编辑工作也还是心甘情愿的。他从小和文学结下了姻缘，小学五年级时就在上海出版的《小朋友》杂志上发表了描写轿夫生活的《驼子》。抗日战争爆发，他离开湖洲，长途跋涉，经长沙、武汉到山西临汾，又转移到五台山。在晋察冀边区度过的艰苦岁月中，他的大部分时间，还是从事报刊编辑工作，并写出了不少记录解放区人民战斗生活的散文和小说，初步显露了他的才华。开国初年，年轻的萧也收怀着满腔热情，进入新解放的城市天津，看到了新生活中某些人在生活和思想上的变化：一些人抛弃前妻，另组家庭。他厌恶这些得新忘旧的不正常现象，决心用笔来批评，写出了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小说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显然起到了针砭时弊的作用，文风也是朴实的。真正正视现实、正视生活的人，应该看到它的积极意义。但是某些人却把它视为异端邪说，大张挞伐，对它进行了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围剿。执笔上阵者多是一些文坛上负有盛名的显要人物，也有并肩作战过的老战友。他们说《我们夫妇之间》是最坏的作品，“歪曲了干部形象”，“违反了生活真实”，“推销廉价的趣味”，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在那个时代，受批判的人只有低头认罪之份，毫无据理辩论之权。何况是在中央的主要报刊上，以这样大的声势压来，年轻的萧也牧如何抵挡得住？他只好把想通了的和没有想通的统统包揽了下来，认了账，表示要从头学起，认真改造。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被批判的作家，萧也牧从此名扬四海，同时也被迫收敛锋芒、偃旗息鼓，开始了下半生的坎坷历程。作家萧也牧在报刊上消失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花名册上记上了他的原名——吴小武。
在出版社期间，有编辑工作、日常生活中受人欢迎的萧也牧，也有政治运动中受到围攻的萧也牧。那个年代，一阵风，一阵雨。天气晴朗时，大家是革命同志；一旦来了运动，人与人的关系都紧张起来。
在办公桌上，萧也牧是编辑工作的能工巧匠。他制定计划，开辟稿源，接待作者，审阅稿件，细致、耐心而又勤快。他为加工《红旗谱》，向一个家住定县的同志并通过她向她外婆调查了当地农村使用的地方语言，在稿件上字斟句酌地修改、补充，一丝不苟；他在《太阳从东方升起》的原稿上写下了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的批注，给作品提了许多十分宝贵的意见。当年在老解放区的艰苦斗争中，他患了严重的胃病，平时很少吃饭，常以饼干果腹；大夏天有时还带着暖水袋，灌上热水，捂着胸口，一只手压着暖水袋，一只手改稿。我们一起创办《红旗飘飘》时，他常常抱着暖水袋参加会议，同我们一起研究计划，讨论选题，文排义章，写《编者的话》。他十分注意对年轻编辑的培养，帮他们选教材，开课讲授编辑工作。由于他知识广阔，又善于表达，语言丰富生动、幽默风趣，他的讲课获得普遍欢迎。有时他在办公室作即兴发言或在休息时聊天，其他编辑室的人也挤进来，听他讲山海经。他总是讲得眉飞色舞，神采飞扬。外出劳动时，人们也愿意和他在一起，他的周围常常围着一群年轻人。他到了哪里，哪里就成为兴味中心。由于他高高的个子，黑色发亮的皮肤，笑时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有人戏称他“黑人牙膏”；又由于他弯腰曲背的身躯，有人戏称他“甘地”，也有人喊他“高尔基”。他为人和气，心地善良，不管年长的。年轻的同志，都喜欢接近他。
可是一来了运动，萧也牧的处境却是另一番样子了。他在中央报刊上的公开检讨便成了现成的靶子，加上他平时喜欢谈论轶闻趣事，说长道短，议论横生，嘴巴没有门，因此那些经常在搜寻旁人辫子的人，善于给人上纲上线的人，专门从鸡蛋里挑骨头的人，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小”字就觉得不够味了，从他那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