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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人倒罐子有个习惯,大多集中在天亮前后,过早了看不见,过迟了天已大亮,尿罐里总有一些不雅的东西不愿让人看见。所以,倒罐子的黄金时间大多集中在一小时之内。这就和收罐子的人产生了一点小小的矛盾。一般来说,要从大街小巷中收满一担粪挑到河边的肥料船上,大约需要半小时左右,也就是说,在收粪的黄金时间内只能挑两担粪下河。有的倒罐人等不到挑粪人,宁肯多走路把罐子倒进附近的公厕或下水道,这样,我们就无法完成任务,无法拿着长馒头到大街上去啃,无法实现心理平衡。
老王不但发挥了“抒情”广告效应,而且率先发明了一个人同时挑两担粪的优选法。具体做法是:出工时一根扁担挂上四个粪桶,前后各两个,然后将其中两个放到巷子里居民集中点,大叫几声“倒罐子”后,挑着另一担空桶迅速离开,到一些零星住户处挨家挨户地收集,待收满八分后再往原来搁桶的地方走,此时原来的空桶已经倒满,他再将这一担挂在扁担上,同时挑着两担粪高声喊着:“看道看道,大粪来了!”飞奔着冲向河边。这样,他就充分地利用了担粪的黄金时间,比别人提高效率一倍以上。一个月下来,他收入的钱、粮都是最高的,自然成了我们的担粪标兵。附近的群众都知道“103”(肥料队的门牌号数,后来成了我们的代号)有个肯出力又会抒情的下放作家,每月可挣到奖励粮一百多斤!
当时,有不少老太太给他介绍对象。几个月后,他选中一位城市户口的漂亮姑娘做恋人,常常在工作之后穿上蓝卡其制服,和这位姑娘一起逛街看电影,给老右们增添了不少光彩。我们背地里就称这位姑娘为“抒情西施”。
八个月饼
那是1961年中秋节前几天的一个下午,我从家里回农场途中,在县城的一家糖果店门前,看见许多人排着长队在买什么。我赶忙跑到前面去,看见店门口贴着一张“启事”:
“凭9月份糕点票每人供应新产品干蔗渣月饼二个……”
“怎么样?”我问一个买好月饼挤出队列的年轻人。
“不错。个又大……又好吃……”年轻人边吃边说。
不等他的话说完,我赶紧跑到队伍的后边,边清钱票边等轮子,并把清好的钱票紧紧地握在手中。
大约二十分钟以后,终于轮到我了。当我将钱票递上柜台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售货员收了我八个月饼的钱,并将一大包月饼递到我的手中。这意外的收获使我感到万分惊喜,我受宠若惊地呆在那里,像电视里的“定格”一样。
在当时,每人每月只配有二两糕点票,我一个单身汉,哪能领四个人的定量呢?记得头一年,我三弟回了一趟壁山乡下的老家,回来时说他把旧房子给卖了。我气愤地问他:“钱呢?你卖了多少钱?”他不慌不忙从提包里拿出一盒月饼说:“在城里看见有高价月饼卖,我就将房钱买了这盒月饼。”
看,一套房子换一盒月饼,这就是当时月饼的价值!
这意外的收获除了带给我惊喜外,还带给我莫名的惊骇,我像一个贪污受贿犯一样感到进退两难。当时我是一个正在农场脱胎换骨接受改造的右派分子,我怀疑这售货员是观世音菩萨,是上帝派她下凡来测试我的改造成果的,只要我提着月饼前进一步,她就会说我“冒领财物”而告到上帝那里……
就这样我一直“定格”了好几分钟,欲舍不肯,欲罢不能,直到“长江后浪推前浪”地将我推出队列,有人骂我“想买二回呀”,我才悻悻地逃出了人群。
在路上,我心里一直怦怦地跳,生怕后边有人追来。走了大约半小时后我才平静下来,打开纸包品尝那新产品的滋味。据说,这月饼的皮是真面粉做的,馅是榨取糖汁后的甘蔗渣经发酵处理而成。但我一连吃了两个,都没有发现有什么难以下咽的“渣”味,反倒觉得它很甜,很好吃,比起我记忆中的什么火腿、金钩之类正宗月饼来并不逊色。我计划先吃四个,回农场后不再吃晚饭,留下四个,待以后劳动强度大时作加餐之用。我边走边吃,越吃越想吃,吃完四个后觉得还没有“过瘾”。不知是我当时食欲太盛,或者是这新产品的配方特佳,总之,我调动身体内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忍也忍不住,直到把八个月饼吃光为止。这一餐,我吃得十分舒适,现在回忆起来,还觉得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八个甘蔗渣月饼的滋味。
命运偶记四题
作者:谢日新
右派的“诞生”,在以往描写反右题材的文艺作品中,不外乎是两种情况:一是坏人整好人,如舒芜在《历史需要我们作证》一文中归纳的,“左”氏之徒或品质恶劣的单位领导整正直之士;一是好人整好人,也如舒芜在同一篇文章中所举的王任叔(巴人)的事例。这后一种似乎更普遍,更典型一些。写好这类题材,对揭露中国何以会出现反右扩大化这样的悲剧,将会更有意义。但是,这两种情况,似乎还不能包括中国所有的右派;至少我认识的几个右派,就既不属于坏人整好人这类,也不属于好人整好人那类。究竟属于哪一类,还请读者读完这篇文章后,认真思考一下,切不可像有的领导人那样,板起面孔说“当初划你右派是正确的,现在给你改正也是正确的”那样简单化。
党员带头带来的右派
李君某某,共产党员。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在东江纵队某文工团工作。抗美援朝时加入了志愿军,因带病上前线慰劳战士,荣立过三等功。后来转业到县文化局工作。在文化局工作积极,事事带头,连续四年被评为先进分子。帮助党整风时,他没提什么意见,相反,出于对党的朴素的阶级感情,对报纸上出现的某些对党不满的言论还愤愤然,更别说他会有什么“猖狂进攻”了。再说文化局长就是他的本家叔叔,也谈不上得罪领导。反右开始后,上级布置任务,要文化局评一个右派,可是评来评去,总评不出来。因为大家觉得谁都差不多,都够不上右派的标准。但是,上面定的指标却是死的,非完成不可。没办法,他那当局长的本家叔叔只好对他说:“德仔(他的小名),你什么工作都带头,是个老先进,这次评右派,你也带个头吧,要不,向上汇报时我脸上不好看。”他一听,低头一想,觉得也没什么,反正中央说过,这右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当一当也无所谓;既然党组织要自己当右派,就带这个头吧。于是,就点头答应了。这样,他就成了右派。后来右派问题越来越严重,大有升格为敌我矛盾之势,他才慌起来,但生米已成熟饭,后悔也没用。他的本家叔叔也很内疚,所以以后形势一好转时,就给他摘掉了右派帽子。可是,有一顶帽子他永生永世也摘不掉,这就是“脱帽右派”。
抓阄抓来的右派
黄君某某,基本群众,某县电影公司的售票员。此君平时与世无争,既不得罪群众,也不得罪领导,按理说,这种人是很难成为右派的。反右开始后,电影公司也分到了一个右派名额,但公司评来评去,总评不出结果来。这也难怪,一个电影公司只有九个人,同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贝的,谁好意思提别人的名呢?正为难,有人提出用抓阄的办法,谁抓到谁就是右派。公司领导虽然觉得这过于荒唐,但除此之外,也别无妙法,只好抓阄了。于是裁了九张小纸条,一张写个“是”字,其余八张是白纸,然后将纸条捏成小纸团,让大家自己抓。抓阄之时,黄君战战兢兢,总怕抓到那个“是”字,不敢先抓。后来,当他看到前面几个都抓了白纸,也赶忙上前抓了一个。抓到后,他双手抖着,小心翼翼地打开纸团,一看,中间赫然一个“是”字。这样,他就成了右派。
上厕所带来的右派
周君某某,共产党员,某中学地理教师。此人其貌不扬,又不修边幅,所以刚给学生上课时,学生都瞧不起他。班长喊“起立”后,许多人半站半坐的,屁股不愿离座。他好像没看见似的,站在讲台上,拿起粉笔,反手往黑板上一画,一个地球就出现了,别人用圆规也画不了那么圆。学生这才大为叹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