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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这些人的头颅当垫脚石。其阴狠的手法之一，叫做“搜监”。在林彪出事后，王三儿改骂我们是“林秃于的孝子贤孙”的时候，他突然发动“搜监”，很想从我以及与我谈得来的一些人的床上床下搜出有关林彪事件的书信或其他文字来。但他的这种不得人心的举措，得不到其他队长的支持，从而我提前得到了风声，尽可能地把不能让王三儿们看到的书信文字，藏了个严严实实。
王三儿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随时变换着自己的嘴脸，而且还贪婪卑鄙，他利用自己的淫威，把一个探望“就业人员”的父亲的插队女知青给奸污了！这更令人十分恼怒！
大概他也觉察到大家对他的蔑视，老想找茬在我们面前恢复他已失去的“威风”。一个休息日的下午，我正坐在球场旁边的一棵树荫下阅读一本《列宁全集》，他又在我的面前阴阳怪气地说：
“你还想耍你的记者笔杆吗？你还想坐小汽车、大沙发吗？依我看，你这一辈子就死了这份心吧！我们党是不会再重用你这种人的！我劝你得空养养神，明天好干活……”
我终于忍无可忍，与这个披着公安人员外衣的政治暴发户，发生了空前激烈的冲突：我当着当时在场的许多“就业人员”的面，抬起一只手指着他厉声说：
“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对我说这种话？！”
这时，在一旁的一些平时对他也敬而远之的队长、干事都沉默不语，等着瞧热闹。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一见孤立无援，脸白得像张纸，语无伦次地说：
“你还以为你是个老共产党员和新华社记者吗？你这个大“有派”还想翻天吗？”
“‘右派'不‘右派'，历史和人民自会作出公正的裁决！”我说，“你们这种人说了不算数！”
这次与王三儿的激烈冲突，使我想到日后的风云如何，自有历史的公正安排，不是哪个算命先生所能够“推算”的。我面对如此丰富多彩的人生，即便个人此生无望，也该力求积累点真正来自人生的第一手资料，以帮助后世的有志者，懂得做一个怎样的人。
说实话，当时我对未来的命运如何，自己也十分茫然。
二
和王三儿发生激烈冲突后，我被从尖草坪的太原建筑工程队三队，调到了太原城内的同一个工程队的二队。这时，二队住在太原城中心“五一”广场附近的上官巷，与省公安厅同一条巷子，不久，又搬迁到南城区的二营盘。转来转去，我仍然当木工。
当木工，少不了上梁架屋支模型，常常在几层楼高的砖墙上杠着木料模型板来回走。如果不小心或大风一刮，就可能掉到楼下去，即使不粉身碎骨，也会重伤致残。幸好，我没有发生过这种意外。但是经常与斧子、刨子、铁钉之类打交道，免不了总要出点事：
一次上电锯分剖旧枕木。当我和一位师傅抬着一根枕木往电锯台的厚钢板上搁置时，一只手没有从枕木头下快速抽出，被压伤了一节小指骨。虽然没有流血，也没有肿大，但也“伤筋动骨一百天”，隐隐作痛了好几个月，却没有停止工作。
一次修理一排旧平房的门窗。有一个窗户的窗扇老是关不严。经研究，原来是两个窗扇都因多年的风吹雨打和太阳的曝晒，中间对关的一侧都鼓突不平了。为了削去这鼓突的部分，必须动用歪嘴刨。当我一手扶稳一个窗扇的下端。一手拿着歪嘴刨上下快拉的时候，不小心一下拉到扶着窗扇下端的右手大姆指根下手掌里侧的肌肉上，拉出来的口子足有一寸长，鲜血直流。连忙跑去医务室消了毒，缝了五六针，也照常该干啥还干啥，一天没歇。
一次拆楼房模型。当拆到一块楼板下横梁模型上的大方木时，对方那一头的钉子已完全起掉了，而我这一头的一根长铁钉还连着方木头，于是，那一边的方木头突然，往下一落，我这一边的方木头往上猛地一翘，把我的右手狠狠地挤夹在方木头与横梁模型板之间。当我连忙撬脱了这边的方木头，脱下右手的棉手套一看，右手食指第一节肌肉已被挤裂，半块肉只被边上的一层皮连着，手套里都是血。和我一起拆模型的伙伴连忙让我左手托举着右手腕，搀扶着我去附近的一家医院急救室，请医生打了破伤风预防针，清洗了污血，打了麻药，缝了四针，还给我开了三天的工伤假条。
三
我进入漫长的隧道之后多次负伤，而这是第一次正式得到工伤假条。实际上我们远未能获得人世间最起码的自由和权利，而只能在黑魆魆的似无尽头的隧道中磕磕绊绊地向前摸。
然而，客观地说，这条黑魆魆漫长隧道的那一头，也曾豁然闪亮过涌入新鲜空气的大出口。那是1975年深秋，邓小平代替病危的周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时候。尽管那时天际已经涌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阵阵乌云，邓小平仍争分夺秒地争来了一道这样的紧急令：让全国所有在押的数以万计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立刻宽释出狱或脱离劳改就业场所，去社会安排工作或回故里养老。当时，我也身在其中的这个太原建筑工程队的一些四周围着电网铁丝网的场子里和大院里，立刻就有这样的一些人背起了行李卷，提着内装餐具洗脸盆等杂物的旧网兜或破纸箱，迅速离开这些并不叫人留恋的场院扬长而去。据说他们后来还分乘多辆大轿车浏览了太原市容，并参观了大寨大队。
这一度给我带来了莫大希冀：既然我们党的最高司令部，对原本与我们誓不两立的营垒中县团级以上人员，都施以如此“礼遇”，那么对同样在押的我们自己队伍中县团级以上人员的宽厚，肯定为时不远了！
但是，我错了！在人们眼看着阵阵风云的迅速变幻中，邓小平再度下台了，周总理也辞世了。人们挤满了天安门广场，发出“扬眉剑出鞘”的怒吼，悲愤地悼念周总理并为邓小平鸣不平。这怒吼震撼了全中国，全国各地处处响应。太原市中心的“五一”广场也人头攒动，白花如潮。为了自己，也为了全国人民尽快走出这黑暗的隧道，我再次臂戴黑纱，避开队长、指导员和一些“积极分子”的耳目，来到了“五一”广场，并在广场的一角发表了演说，鼓动人们去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正义、民主与自由……
不久，太原建筑工程队各队人员进行大调整。或许为了避免我这个人在城中“惹是生非”，把我也调到了位于太原东南郊唐代名相狄仁杰老家附近东太堡的工程一队。在那儿，我主要还是当木工，有时候也帮助拉土烧砖。
不日，毛泽东主席辞世。紧接着，那横行霸道连公带母的四只螃蟹被烤上了铁鏊子。虽然华国锋同志仍然坚持“抓纲治国”和“两个凡是”，但翌年邓小平就再度出山。我感到我们从小就跟着党闹革命，后来只因不愿味着良心讲话而被关押了十几年的共产党县团级以上干部，走出这漫长隧道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向工程一队的负责人提出：
“国民党的县团级以上人员都释放了，共产党的县团级以上人员为什么还要继续被关押着？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吗？”
这个队的负责人倒还比较开明，他们对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不但不生气，华东政法学院毕业的政治干事邢凤舞同志还对我说：
“你写申诉材料吧，我们一定给你层层转达。”
可是，通过劳改系统上转的申诉材料均石沉大海。我本人直接寄给新华社一些老熟人如穆青、戴邦等同志的材料，也都沓无回音。也许这些同志觉得时机尚未成熟，有口难开吧！
但这也使我想到，同是新华社的人，人与人是大不一样的。
1975年秋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新华社总编室负责人解力夫同志也选为新的常委。我立即给他写了信。因为1956年秋天到1957年夏天，我们同在外交学院学英文时，我觉得他为人忠厚老诚，在我被打成“右派”时，他也只在迫不得已时轻描淡写地说几句，从不乘人之危落井下石。鉴于此，我要求他尽可能设法帮我走出这漫长的隧道，重回新华社。他接信后，果真向社长转达了我的要求。
“你真糊涂啊！”社长对他说，“戴煌反对‘神化与特权'，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你怎么能够把他弄回来？再说，现在机关还有几百位同志在五七干校劳动着，他们的工作安排还都没有着落，能让戴煌回来吗？”
这样，解力夫真诚地为我所作的努力，才付之东流。
而在这之前，我给新当选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