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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住在我们楼下一层的“职工”中，也就是解除劳教或刑满释放留在劳改单位就业的人员中，由于同住一座楼，又同在一个大锅吃饭，低头不见抬头见，有一些年龄悬殊、服装奇异、神态特别的人，就引起了我们的注目。其中特别值得提的，是一位年近七旬的老者。他身材魁伟，头发苍白，面呈古铜色，看上去身体颇为康健。他的古怪之处就在于夏天光着油光光的古铜色大脊梁，活像个干苦力的；天气一凉就长袍马褂，气候转冬则身穿深蓝色绸缎面的大棉袍，又俨然一位老学究。每逢接见日或“职工”休息放假，也没有任何亲友来与他相会。他也不进城购买生活用品和打牙祭，至多在楼房四周散散步。
通过侧面了解，得知他原是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的一位老同学。1917年，周恩来东渡日本留学，他则横跨太平洋去美国留学，后来在美国一所大学当了教授。1949年新中国诞生，周恩来当了国务院总理，这位老同学辞别了也已当了教授的老伴与儿女，只身回归新中国，以为已当国家总理的老同学会委他担任教育部长。没想到周总理只让他在一所大学当了一名教授，他未免大失所望，长年为之快快。1957年整风鸣放，他在鸣放座谈会上一吐积郁多年之不快，遂被打成“右派”，与一大群人被流放黑龙江兴凯湖畔劳动教养。三年后，他又与这群人由兴凯湖畔被押转到天津、唐山之间茶淀车站西边的清河劳改农场。在那里，他被解除了劳教并被摘去了“右派”帽子，留场就业，终年终月地继续从事体力劳动。
一天，他请假回到了北京，摸到了中南海，提出要见周总理。周总理与邓大姐立即拨冗相见，并做了几个菜盛情招待。后来，他就被调来“良乡机械厂”这样一个插翅难飞的大院，并被严令禁止外出。于是他就年续一年地苦守在这个院子里，既足不出院，也没有亲友来看他，说来令人怅然。
五
1965年冬天，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见报后，我和原中央美院教授高庄、原石景山钢铁厂医院院长苏自田和毛主席点过名的原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谭天荣等几名“右派”，从“良乡机械厂”的劳教所，被调到北京南苑飞机场西边的团河劳改农场最北端的三余庄，与聚积在这里已有数年之久的100多名“右派”汇合。
这个所谓三余庄，实际上只有从北到南的四长排平房。第一排平房与第二排平房的西墙之间，砌有一道半人多高的花墙，中间留了个豁口，形成了半拉小院。院里住的是解除劳教或刑满释放的“就业职工”。他们主要从事苹果园、梨园、桃园、葡萄园和草莓地的劳动，每两个星期休息一次，北京有家的可以回家休息两天。第二排房子是队部、仓库和财会统计人员的办公室和宿舍。第三排和第四排就是还在劳教的“右派”队，周围绕有破破烂烂的铁丝网。在“右派”队这两排平房之间，夹有南北向的三间平房，是“就业职工”、“右派”队和队部人员共用的食堂。吃饭均用统一的食堂粮票和代金券，一视同仁。
在这个“右派”队，有“吴祖光小集团”的杜高和中央美院毕业后到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西方美术史的油画家朱维民等人。他们和苏自田、谭天荣等绝大多数人一样，原决定“劳教”三年，但从1958年春天到1965年冬天我们来到三余庄止，七年半都过去了，他们的“劳教”生涯似乎还遥遥无期，依然日出日落地和大家一道参加挖河修堤、覆埋葡萄藤和麦田冬灌水，劳累不止。
一天晚饭后，全“右派”队集体在三连间没有隔墙的空屋子里，开会批斗“顽固到底的‘右派'分子”邢松劲和李定一。
这两位是何许人？
据说40岁左右的邢松劲，原是北京通县著名的大地主“邢家大院”的少东家，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精通日文与英文。解放前，在北京大学外语系教英语，解放后被转到北京国际书店当职员。他身体矮小，面黄肌瘦，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看上去活像一个鸦片烟嗜好者。他被打成“右派”后，立即与大小家庭断绝了一切来往，把盖有“邢松劲藏书”章的外文原版《莎士比亚全集》、《马克？吐温全集》、《杰克？伦敦全集》、《巴尔扎克全集》等数百册珍贵书籍，全部带在身边。他坚持认为，地主让贫雇农耕种土地收取他们的租子，不但不是剥削，而且是给贫雇农以活路的一大善举，是合理合法合情的，他持这种论点就被打成“右派”是没有道理的。因之，每逢过年过节，食堂改善生活，他一律绝食，以抗议对他的“非法拘禁”。所以，队长和指导员要大家对他进行批斗，划清界限。
李定一其貌不扬，说话结结巴巴，那扑克牌型的脸，看上去好像一块发面饼。据说他40年代初毕业于上海某个医学院，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为抗日，他参加了新四军。到1955年被授军衔时，他已是解放军中的一名大尉军官。但他仍笃信天主教，而不是共产党员。1957年整风鸣放，他提出应该坚持宪法上规定的信仰自由，不要在教会系统中搞“三自一新”的宗教改革。于是他被认为攻击了党的宗教政策，被打成了“右派”。他想不通，认为这是蛮不讲理，不辞而别地回了安徽老家，漫游四乡，行医糊口。数月后，他被“抓获归案”，开除军籍，送交劳动教养。在三余庄，他仍然坚持他的宗教活动，每顿饭都要独自端坐无人处，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最后说声“阿门”，才举箸进食。队长和指导员认为，这是抗拒改造的一个宗教狂，因之需要批斗，促使其“迷途知返”。
批斗会冷冷落落，尤其对李定一宗教信仰的批判更为乏力。作这种发言的人，只能泛泛地说16世纪的欧洲新兴资产阶级也搞过反封建、反对罗马教皇的宗教改革运动，并说当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时代，随着宗教存在根源的消失，即一切剥削阶级及其影响的彻底消失，物质生产和科学文化的高度发展，宗教也将逐渐趋于消亡，等等。
对这些话，李定一根本听不进去。他听着听着，竟然低下头眯瞪起来，接着就鼾声大作，这被认为是“抗拒改造的死硬分子”。会后，这两位都被弄去三余庄以南两公里的大队部关了“禁闭”。
对这样的批斗会，我是反感的。对邢松劲，他的那种观点我不表赞同，但他只要没有破坏性的行动，他那样想就让他想去好了，不必兴师动众地强制改变他的观点。对李定一的宗教信仰，更无权去强行干涉，而且，对思想观念，是不能用刀剑去改造的。把这样的人都关了“禁闭”，如关囚笼，一天只给两小碗稀粥喝，则更是一种暴政！
29 漫长的隧道（Ⅱ）
一
1966年3月上旬的一天，高庄教授的“劳教”两年到期了。指导员对他及时宣布解除“劳教”，让他从围绕着破破烂烂铁丝网的南院“右派”队，搬到了只有半截花墙的北院“就业职工”队。
这立刻在“右派”队引起了不同反响。像我和高庄这样也是后来“加重处罚”被送来“劳教”的人，就以为到期也会及时解除的；但从1958年春天就进来“劳教”的人则大发牢骚：“晚来的人都走了，我们已被‘劳教'七八年的人，为什么反而成了无期徒刑？！”
1966年4月23日，我的“劳教”两年也到期了。但我并没有像高庄那样，被及时解除“劳教”。等了几天，仍然没有动静，我想，这是否与我的一次绝食有关？
这次绝食发生在3月底，起由是关于发放食堂粮票。按照惯例，每月28号晚上分发下个月的食堂粮票，各人精打细算，基本上都能吃到下个月的28号。独独在这个3月份，由于队部工作上的拖拉延误，28号晚上没有分发粮票，29号早上就有很多人没有粮票吃早饭，照样饿着肚子去出工。
虽然，我的粮票略有富余，不仅自己吃了早饭，还三两二两地接济了一些人也吃了早饭，但到了中午，这些被接济的人还是只能面对食堂的窝头馒头干瞪眼。此刻，我身边还有几两粮票，足可吃一顿午饭，但为了抗议队长们这种不按制度办事而损害了大家合法权益的行为，我开始了绝食。
同组的苏自田和组长范宝新以为我也断了粮票，苏自田给我送来了半斤粮票，范宝新还买好饭菜端到我的面前，我也拒绝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