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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传-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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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同志三点指示”所说的“不要去整出这次医疗事故的医生”,而是认定张佩瑛是“在这阶级斗争复杂的情况下”的牺牲品……

  在轻声的密谈中,张的亲属清楚地表露了这样的意思:必须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彻底查清张佩瑛之死,但是作为亲属不便出面写信给徐景贤,而Y是调查组成员,由他出面比较“自然”

  Y心领神会,一口答应下来。

  过了一天——四月二十二日,星期天,Y在下午来到密告信的另一位作者家中,一起写成了那封密告信。信,一式两份。一份送到徐景贤手中,另一份“抄送”张佩瑛丈夫手中。迅速地转给张春桥……

  暗一套,明一套。密告信是暗箭,而四月二十五日的“向家属汇报会”,张的家属公开亮相、施加压力了。

  在上海卫生局大楼二一三室里,根据家属的要求,调查组向他们汇报着调查情况。

  大抵由于张春桥惯于特务伎俩的缘故,他的儿子张旗也学得一二。他把一只微型录音机放在包中,步入二一三室,悄然录下了调查组的汇报。

  调查组的汇报,不断被张的家属粗暴地打断,声势汹汹,不可一世。

  调查组副组长、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副书记Fe在会上重申,“我们不仅要替死者负责,而且要为活人负责。”

  张月桥当场质问她:“什么替死者负责?我姐姐分明是被害死的!”

  张佩瑛的丈夫唱的“调子”更高。他一口咬定F是“蓄意谋害”张佩瑛。

  他说“F事先计划周密,手法极为阴险,手术‘杀人不见血,事后无证据’就连解剖尸体也查不出死亡原因。F制订厂一套完整的杀人方案!”

  他——这个一九四六年就已入党的老党员,居然说出这样的话:

  “这次,F害死了张佩瑛,是完成了林彪一伙制定的‘五七一’工程反革命阴谋所要完成的任务!”

  他们仗张春桥之势欺人,那么嚣张,那样凶狠,可谓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末了,张月桥冷冷地说:“我们认为这不是F一个人的问题,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也不再多流泪了,我们要起来斗争,一定要把问题彻底查清!”

  终于,调查组被迫改组,重新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调查好一个“有缝就查,有洞就钻”

  一提起密探、侦探之类,理所当然,首推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笔下那位名震寰宇的福尔摩斯。此外,数得着的,诚然还有英国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矮个儿比利时侦探埃居尔·博阿洛,还有英国作家柯林笔下的探长克夫……然而,如果跟那个“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相比,都将大为逊色,自叹弗如。

  那个调查组见微知著,敏锐的日光远远胜过福尔摩斯鹰一样的眼睛;那推理逻辑大大超过以思维严密著称的博阿洛;至于那丰富的联想力,则使克夫望尘莫及,甚至以富于幻想知名的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都得退让三分!

  Q有一句名言:“有缝就查,有洞就钻。什么都要查一查,让领导放心。”

  我和Q相谈。我本以为,他对王秀珍点名担当重任,势必在公安部门工作过,有着丰富的侦审经验。

  不料,我问及他的身世,他竟从未与福尔摩斯为伍。他,山东人,长在东北,高小毕业,后来入北京建材学校速成班。一九五七年毕业,分配到上海工作。在造反大旗哗啦哗啦飘扬的年月,他当上了上海一家规模宏大的玻璃厂的“革委会”副主任。他结识了王秀珍,颇得青睐。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他已经接到调令,荣升建材工业部核心小组成员,担任部级领导。正在他对上海市委的“栽培”感激莫名之时,忽然,四月二十四日,他接到紧急通知,前往“康办”报到。

  下午,他这个干玻璃行当的厂革委会副主任,跟上海市卫生局工宣队政委一起,步入“康办”小会议室

  他俩刚在沙发上坐定,徐景贤和王秀珍就来了。

  就这么四个人密谈,Q感到非同凡常。

  果真,王秀珍宣布,要建立一个精悍、绝密的调查组,组长是那位工宣队政委,副组长便是Q。王秀珍要他推迟前往建工部报到,一心一意地把调查工作搞好。

  把他这么个“部级”干部,充任一个小小的调查组的副组长,未免有点“屈尊”。

  可是,当他听罢王秀珍、徐景贤的谈话,受宠若惊,连声说:“感谢组织上的信任!

  我决不辜负如此重托!”

  以下,是Q的工作笔记上,当场所记的王秀珍、徐景贤的原话。

  王秀珍说:

  “这个案子非常重要,是洪文同志交办的。前些时候,春桥同志来过信,叫市委不要花很大力量去搞。他很谦虚。为了把这个案子搞个水落石出,让你俩负责调查组,是经上海市委常委研究、报洪文同志同意的。这是对你们的信任和考验。

  “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你们不要就事论事来调查。要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上把问题搞清楚。”

  “家属写过信,说是政治迫害。”

  “要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彻底清查!”

  徐景贤则说:

  “这是洪文、文元同志交办的案子,是一个严重的事件。”

  “不要以为只是张佩瑛同志一个人的问题。”

  “下去以后,要发动群众、干部。把前一阶段的调查情况告诉群众,发动群众大揭大议。”

  “调查的情况和问题,要随时报告。”

  “这个案子一定要保密。今后有事,直接与市委办公室主任联系。”

  听罢,Q的心中像喝了蜜一样甜。这样的“通天大案”,不交给上海市公安局,却交在他手中。“中央首长”、“市委领导”的器重,使他感激涕零,连连唯唯是从。

  Q觉得福尔摩斯可笑。福尔摩斯一生办了那么多的案子,哪一件是“中央首长”

  交办的?哪有他那么硬的靠山?

  占领了一医的一座小洋楼。四月二十八日,秘密调查组在极为严肃的气氛中宣告成立。一架直线电话,成了小楼与“康办”之间的“热线”。

  Q明白,徐景贤所说的直线联系的市委办公室主任不过出于客套。他的“热线”,径直跟徐景贤的秘书张家龙联系。徐景贤随时随刻知道调查组的动向。

  Q和他的前任———一医党委副书记Fe截然不同:Fe搞调查,依靠的是专家、教授、药品检验报告、红外分析报告、尸体解剖报告;Q呢?他凭藉举世无双的幻想力,无与伦比的“逻辑推理”。Fe从科学的角度,调查死因;Q则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大刀阔斧地整人……

  Q真的“有缝就查,有洞就钻。”有了这样的“灵魂”,秘密调查组的“丰功伟绩”,几乎可以编成一本《政治笑话集》……

  大胆推理之一:把打字机“推理”为发报机提审方兆麟的一份记录。尊重“原著”,照录于下——

  问:你的妻子万廷钰学英文吧?

  答;学的。一般在下午七点。

  问;你会几种外文?

  答:英文较熟练。俄文不太熟,法文学一点。

  问:你给外国人写信,用笔写的吗?

  答:用打字机。单位里有打字机,可以打。我哥哥家里也有打字机。“文革”

  中借过来,手提式的,牌子叫“雷米登”。去年(一九七三年)还给哥哥。

  问;你说清楚一点,打字机是什么时候借的?

  答:大概是一九六七年借的。

  问:打了些什么东西?

  答:打过麻醉方面的书,打了没几次。去年,打了一本新书,叫“麻醉消毒”,上半年打的。打了好几天。有时候,万廷与玉也帮我撤几下,她打些文章。打的资料,有些还在,有些丢掉了。

  以上的提审记录,真叫人如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调查组查的是张佩瑛之死,怎么跟方兆麟扯起了打字机来。

  哦,我看了案卷,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一段提审记录,从“万廷钰学英文”

  问起,旁敲侧击,问出了方兆麟的打字机的来历、打宇时间……

  事出有因。一个邻居的孩子,生病在家,在中午的时候,忽听得方家发出“啼、啼、啼”的声音,约摸持续了五分钟。

  在“文革”之中,就连孩子的“阶级斗争”觉悟,也是高高的。孩子马上联想起电影《无名岛》中特务偷发电报的“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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