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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张春桥要“扫雷纵队”注意那幢特殊的小楼……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游雪涛致张春桥的信中，这样写道：
就拿最近调查（上海）警备区的情况来说吧，夏某某深知廖政国的为人，以及进行这项工作可能会有的风险，他还是大胆谨慎地插进了警备区，为弄清部队的情况付出了很艰苦的劳动……
于是，一份份《扫雷》简报，送到了张春桥手中：
《上海警备区材料摘编》；
《上海警备区大搞资反路线的情况》；
《上海警备区目前运动的情况点滴》；
《关于方某某追查邱某某与张、姚两位关系的情况》……
最令人震惊的是，“扫雷纵队”以二十多期简报，五万多字，向张春桥密告了“上海警备区十四名师以上干部的政治态度”！简报中甚至写着：“许世友支持廖政国在上海夺张春桥的权！”
将军受尽张春桥的排斥、打击，忽然接到进京参加“学习班”的通知。廖政国自知此去凶多吉少，写下七律一首明志：
征战何止千百次，
此次进京最无底。
人生自古谁无死，
愿留正气飘天地。
过度的忧虑，随之而来的是癌症伴生。廖政国将军离开了人世……
游雪涛一手伸进上海警备区，一手伸进原中共中央华东局。他的一项浩大的“工程”，便是编制《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图》。他把原华东局的九十七名干部列为“黑线人物”，一个个贴上标签，诸如“走资派”、“叛徒”、“特务”、“假党员”、“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等等。
游雪涛摸到了“重要敌情”：华东局农办副主任刘瑞龙知道不少关于张春桥的历史情况！
“必须封掉刘瑞龙的口！”张春桥咬牙切齿道。
接到张春桥的密令，“扫雷纵队”出动了。刘瑞龙的种种“罪行”，被写入一期期简报。
张春桥回避了，把妻子文静推到台前。文静召见游雪涛，旁边坐着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三个人合演一出戏：文静根据简报的内容口授，何秀文笔录，最后由游雪涛署名。
这样，一份游雪涛揭发刘瑞龙的报告，便送到张春桥的办公桌上。
张春桥大笔一挥，作了如下批示：
“刘瑞龙是个大坏蛋。……要认真组织力量批倒批臭。”
张春桥这么一“批示”够刘瑞龙受的：批斗，隔离，写交代游雪涛在追查“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时，还有一大发现：参与“炮打张春桥”
的某红卫兵头头，“在中山医院住院养病时，被市委联系红卫兵组织的联络员李某某所收买。李是华东干部，与陈丕显关系密切……”
《扫雷》简报送上去没几天，李某某被“工总司”抓走，据说是要让他尝一尝“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滋味！
“扫雷纵队”还查了“红革会”头头们的父母的档案，写成一份份简报，把一大把“辫子”抓在手中……
游雪涛越来越受到张春桥的重视。“扫雷纵队”与张春桥之间，由游雪涛单线联系。
每当张春桥从北京来到上海，游雪涛便经常出入于兴国路。诚如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所言：“每当游雪涛来电话要求面谈，张春桥总是立即答应，或迅速安排时间。游雪涛是受张春桥重视的特殊人物。”
每一次谈话，只有张、游两人低声耳语，连何秀义也不能在侧。
张春桥与游雪涛谈话时，只许游雪涛用脑子记，不许用笔记本记。
游雪涛是个聪明人。虽说张春桥不让他记笔记，他另有高招：一回到兴国路毗邻的高邮路家中，他的头一件事，就是打开那本红色人造革面的活页大笔记本，赶紧把头脑中记忆犹新的张春桥的原话，倾注于笔记本之中。这个笔记本现存于游雪涛案卷。于是，张春桥与游雪涛单独密谈的内容，总算大白于天下。
以前面已经提到的“老人串连会”为例。游雪涛写给张春桥的密报中，是这样的：
长江以南，存在着以各种名义出现的反革命武装，同江苏、浙江、上海、安徽、山东有不同程度的联系，由一个“十人小组”即老人串连会领导……而后台则可能是陈丕显。
张春桥在北京对这一情报非常关注。据游雪涛的笔记本所记，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四日下午二时，张春桥趁返沪之际在兴国招待所约见他，提出的一连串问题如原文所记：
好久没有看见你了。找你随便聊聊。
你们最近在忙什么？我看（了）你们发的动态……
老人串连会的人现在都抓起来了没有？
老人串连会的后面是什么，你们掌握了没有？
能不能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住到这些大饭店里去的？通过什么关系？
是哪些人来跟陈丕显联系的？他们跟上海军队里面谁联系？
一个接一个问号，张春桥问得够仔细的了。他的每一句问话，都成为“扫雷纵队”侦查的内容，成为下一期《扫雷》所要提供的情报。
“扫雷纵队”成为张春桥专用的一支别动队。张春桥为游雪涛送来的各种绝密情报，写下亲笔批示达五十四件之多。他在游雪涛的《一年工作总结》上写道：
“已阅。退游雪涛同志。谢谢同志们。”这句“谢谢同志们”，曾使“扫雷纵队”
沉醉在“无比的幸福”之中！
张春桥已经是“中央首长”了，只能讲“谢谢同志们”这样“最高指示”式的评语。文静则把话说得更为明白：
“将来有两个人，可以当公安局长。一个是王洪文，这个人做事有魄力，另一个是游雪涛，这个人有办法，什么事情他都可以秘密地替你弄得来。两个人各有特点，王洪文适合公开的工作，游雪涛适宜于作秘密工作。”
在文静的话中，一是把游雪涛与王洪文相提并论，二是以“公安局长”职务相许，难怪游雪涛肝脑涂地，仍要效忠于张春桥了。他给主子写下这般感激涕零的信：
“过去的一年，是我参加工作十八年来最幸福的一年”，“知道您在百忙中还曾问及我近来的情况，不禁热泪盈眶。”
怀仁堂的论战
自从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上海的党政大权落入张春桥手中之后，张春桥的目光转向北京。野心勃勃的他，觊觎着中央党政大权。
二月十二日上午，一架银色的专机从上海起飞。机舱返坐着一身绿军装的张春桥、姚文元。自从毛泽东在“文革”中脱下中山装、穿上军装，他们也马上效访了。
此刻，他俩的脸上漾着微笑——“一月革命”的胜利微笑。
专机刚刚降落在北京机场，红旗牌轿车便载着他们直奔钓鱼台。那里，已成为“中央文革”的领地。江青已在那里等候他俩的到来。
当天晚上，张春桥和姚文元便坐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向最高领袖汇报“一月革命”的“盛况”……
张春桥身上那“一·二八”冷汗早已干了。他，得志又得意，今非昔比了。
就在张春桥回到北京的第四天——二月十六日，他又在怀仁堂挑起一场大论战。
坐落在中南海之畔的怀仁堂，原本是清朝所建的“仪鸾殿”。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此召开，使怀仁堂著名于世。此后，中央的许多重要会议，也在此召开。这里的气氛如同它的名字一样，一直是和谐、欢悦的。
二月十六日下午三时，一辆辆红旗牌轿车接连驶往怀仁堂。周恩来在这里召集中央碰头会，却爆发了一场唇枪舌剑之战。
最初的火星，是这样碰撞产生的：当张春桥刚从轿车里钻出来，另一辆红旗牌轿车来到了，从车里出来的是“大谭”。
“大谭”、“小谭”曾闻名于华东。“大谭”即谭震林，“小谭”乃谭启龙。
谭震林是张春桥的老上级，解放初，当张春桥担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时候，谭震林便是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
尽管成了“新贵”之后，张春桥再也不把谭震林放在眼里，而在“大谭”看来，张春桥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