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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处时的尴尬。但军令如山倒，只得接受。去往事发地的汽车上，我和陈郁几乎没说话。我费尽心思找了两个话题，但话不投机半句多。没辙，只好各缄其口。滑坡发生在一座又陡又高的山上。我们到达山脚下时，天已黑尽。就近找了家小旅馆，吃完饭，早早睡了：一是劳乏，二是免得无话可说太难受。
第二天早上，我们往山上望去，不由胆战心惊。滑坡从山顶处开始，那里有一条几百米长的大裂缝。山体变了形，漫山遍野都是从高处滑下来的泥层和乱石。田地看不到了，树木看不到了，有几处房舍露出屋顶，一条被泥石流掩没的死猪的尾巴耷拉在外面。在滑坡带的周围，零零星星地散布着一些农舍。离山顶那条大裂缝很近的地方，孤零零立着两户人家，像是惊涛骇浪中的两条小船。
我指着高处对陈郁建议去山顶找那两户人家采访，因为那两户人家就在滑坡的起点处，对事发时的情况了解得最清楚。陈郁看到盘山公路都被泥石流埋住了，觉得不好上去，不如在山脚下采访一些群众。我一再强调山顶上的人家我们绝不能放过，他们是感受最深、最有说服力的目击者。如果不采访他们，我们这个报道就差了很多东西，也算是失职。
见我语气坚决，陈郁没再吭声。我们默默地望着山顶好一会儿，根本看不到明显的路径。陈郁赌气说要去我一个人去他是不会去。我自己沿着滑坡边的梯田田埂往上爬。走了一阵，我听见身后有很重的脚步声，回头一看是陈郁跟来了。
越往上越难走，田埂没有了，只有乱石和杂草，很陡。我在前面手脚并用地探路。陈郁在后面10来米远的地方气喘吁吁，一会儿问：“还有多远呀？”一会儿骂：“狗日的鬼地方！”
忽听得扑通一声——陈郁攀住一块石头往上爬时，手一滑，摔了个狗啃泥。我赶紧倒回去，把手伸到他面前。陈郁看了我一眼，抓住我的手……就这样继续前进，一路无话。
当我们出现在那两户人家面前时，把他们吓了一跳，仿佛我们是外星人似的。得知了我们的来意，他们热情地迎我们进屋。
一位50多岁的老农一边帮着掸去我们衣服上的泥土一边说：“我平生第一次看到记者，想不到还是在家门口看到的。稀奇，稀奇。”两户人家的十来个人都围拢了。主妇们拿来热毛巾让我们擦脸。在大家眼中，两个城里人能在这种情况下爬到山顶，简直是奇迹。
我没有猜错，关于滑坡前前后后的情况，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介绍得很详细。在一些细节的描述上，他们甚至显示了民间文学家的天赋。用新闻的行话来说，我们得到了“猛料”。
据他们说，政府部门的人来看过，让他们赶快搬出这里去投亲靠友，因为谁也说不准是否还会有新的滑坡。我问他们既然如此为何不搬？他们说，能搬到哪里去？亲戚远的远，穷的穷，拖家带口的不现实。再说，搬走了，地里的庄稼怎么办？再说离开老屋也很舍不得啊。
他们的老屋还是土墙，家徒四壁。陈郁插话了：“有什么舍不得的？土墙房子，哪儿都能建。”
那位老农拍了拍墙，说：“小伙子，这可不是一般的泥巴啊。我们的上辈都在里面。”老农说完，一屋子的人都善意地笑了。我们辞别众乡亲，开始下山。
在半山腰的树林我们又遇到一处农舍，同样的土墙老瓦。我决定去看一下。一家人正围坐一起吃午饭。见我们进屋，所有人，包括白发苍苍的老人都站了起来。一家五口：两位老人、夫妇俩和儿子。听说我们是记者来采访滑坡，主人一边惊讶，一边招呼我们入席吃饭。推辞不下，我们被拉到饭桌旁坐下。
桌上的一只大土碗，碗内是农家自制的豆花，孤零零地居于桌子中央。周围是几只盛着米饭的土碗。豆花是白的，米饭是白的。主妇从厨房又端出两碗豆花，放在我们面前，很不好意思地说：“乡下人家，莫嫌弃。”
我端起碗，把脸凑下去——豆花很香。
我听到异口同声地催促：“怎么不吃？吃呀！”
原来陈郁一直没有动筷。我看到陈郁慢腾腾地从口袋里掏出一袋纸巾，抽出一张，在筷子上来回地擦，擦了很久，擦得我想抓起墙角的锄头砸向他的脑袋。
我感到悲哀。那一家人都埋着头吃饭。时间像是死过去一般。陈郁扒拉着豆花，一点一点往嘴里送。我把碗里的汤喝得一干二净。陈郁剩下了大半碗。主妇像客人般拘谨。
采访将完的时候，主人说：“天灾免不了。粮食够吃，不生病，就谢天谢地了。”
走出这户人家，到山脚下进行采访，再到踏上归途，我没有主动和陈郁说一句话。
回到报社，我和陈郁面临一个写稿分工的问题。按照常规，这种两人一同采访的稿子，由两人各写一半，分工合作。我不想和陈郁分着写。说实话，有点“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意思。我对他说，不如一人写一篇，写完后都交上去，上面愿意用哪篇就用哪篇。陈郁同意了。
因为心灵受到震撼，我提起笔就停不下来，直写到七八千字才罢休。陈郁的稿子写了三千来字。两篇稿子一同交上去。我的稿子被采用了。稿子刊发出来之后，引起了很大反响，一些读者通过报社给灾区捐了款。
陈郁主动找到了我，这是破天荒第一遭。我以为他要发泄不满。没想到他跟我说开始有点服我了。说是以前他确实有些看不起我，觉得我没上过大学，和他不在一个层次。现在看起来，我是个例外。
我说：“你错了，还有很多没上过大学的人，比我能干。人与人是否处于同一层次，除了教育背景之外，还有很多考量因素，比如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适应能力。”
此后，我和他的关系不再像以前那么僵了，但也只停留在一般同事交情上。说不上有什么成见，也许不过是成长经历不一样罢了——我们是不同类型的人。
第一次听到有人喊我“老师”
夏天，报社来了几个实习生，给我分配了一个让我带。乖乖巧巧的一个女孩子，叫章欣。她站在我面前，一声清脆的“老师”，喊得我傻愣愣的。第一次听到有人喊我“老师”，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在报社呆了两年，一直是我叫别人“老师”。
章欣在一所大学新闻系读大三，利用暑假的两个月时间来报社体验一下实战的感觉。我告诉她当记者很苦。她说她就是专门来吃苦的。她就是喜欢记者这个挑战性强的行业，自由得很，也有成就感。我就告诉她当记者没什么大的诀窍，关键就是多跑，多想，多写。
第二天出去采访时，我带上了章欣。她又是紧张，又是兴奋。我让她镇定些，采访时多听我说。她忙不迭地点头。
没想到，第一次带章欣采访就砸了锅。刚开始她还比较安静，专注地听着我和采访对象的对话，在采访本上作着记录。后来，也许是紧张劲过去了，她活跃起来，急于表现，抢在我前面连连向对方提问，有时甚至不够礼貌地打断对方的话。而她提的那些问题呢，实在是不够地道，简单、有点小儿科，令那位采访对象直皱眉。我几次想重新夺回交谈的主动权，向她递眼色也没效果。
采访基本算是失败的。一些该问的要点没问到，鸡毛蒜皮的细枝末节倒有不少。到后来，采访对象也失了耐心，推说有事下了逐客令。
看我脸色有点坏，章欣明白自己的表现不够好，大气不敢出。我的气也就消了，告诉她采访要掌握技巧，刚开始别太心急，要学会倾听。章欣一声不吭地听着，满脸委屈。
没想到接下来几次带她出去采访，她又走了另一个极端：一句话不说，像个木偶似的坐在那儿，连笑都不会了。每次我都当着采访对象的面给她留机会：“章欣，你有什么要问的吗？”她总是摇头摆手，让人哭笑不得。
一次采访回来，我对她说：“章欣，你跟我跑好几次了。今天的采访内容我看你也做了记录，稿子就由你捉刀吧。”
我想看看她的写稿能力。这下章欣倒来了兴趣，爽快地答应了，并让我承诺不准笑她。
稿子很快写成了。我拿过来一看，忍不住大笑。她写的根本不是新闻稿，就像学生作文一样记流水账，还闹了笑话，写的是：“……该公司的CEO王先生接受了我们的采访。王先生给记者沏了茶之后，大谈公司的发展目标：明年实现上市……”我想采访中她是用耳朵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