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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方律师就不可能有效地找出证人在逻辑上或者判断结论中所犯的错误。另外，陪审团如果不能听到和看到证人，也就无法观察到证人的表情，判断他的态度，无法确定保罗的可信度、诚实性及其动机。
法官指出，在保罗不出庭接受交叉盘问的情况下就采纳磁带的内容，陪审团很可能会相信保罗的证言。而保罗向检方提供的磁带上的许多谈话都暗示被告有罪。对保罗的归罪的陈述，被告或者没有回答，或者没有一个清楚的回答。即使谈话录音不被当作证据而只当作参考材料，由于它们有可能对被告造成不公正的偏见，也不能被采纳。
法官在判决书中援引了最高法院1963年在布莱迪诉马里兰州（Brady v。 Maryland）一案的判决：“社会的胜利不仅仅体现在有罪者受到惩罚，也体现在刑事审判程序的公正。对被告的任何不公正对待，都会招致我们的司法体制的损害。”法官说，在检方无视被告的要求，隐瞒对被告有利的证据，而这种证据又对证明被告是否有罪或对量刑至关重要的时候，或者在被告不能诘问原告证人的情况下，即侵犯了被告的权利。而且，保罗是检方的唯一证人，他的缺席将严重影响被告的权利。
法官在判决书的结论部分总结到：
“显然，检方未能独立地及时地调查保罗的可靠性、可信性以及可能的偏见或动机，而且在1998年6、7月间，检方中断了与保罗所有的联系。检方不能否认个别人一手“炮制”了本案，然后将本案拿给检方，以引起检方的注意。
检方已承认保罗与被告之间的谈话有的没有录音。而两位被告均举证证明了他们被引入了圈套的事实。如果属实，那么圈套诱人犯罪的辩护将成立。两位被告还表明保罗的证词对他们的辩护至关重要。
在保罗缺席的情况下，继续审理本案将违反正当程序和《宪法》第六条修正案。因此，被告撤消起诉的动议本法庭准许。”
挣脱圈套3月17日，对释放王诚勇的问题，法官举行本案的最后一次听证会。在听证会上法官说，史密斯已经向她提出了无条件释放王诚勇的请求。问检方意下如何。检方不同意，提出，在上诉期期间，王诚勇应当留在美国，否则如果王诚勇出狱，很可能回国。那么检方即使上诉，法院也失去了管辖权。检方提出了五十万美金保释的建议。法官在听取了双方的意见后说，她自己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希望检方对他们提出的意见提供相关的法律依据，并尽快报给法院，然后法院再做最后决定。
3月23日，法官命令有条件地释放王诚勇，并由他签署保证书，在上诉期期间内，他只能呆在朋友大潘家，如有违反，则丧失五十万美元。
24日，在法拉盛的大潘家，我又见到了获得有限自由的王诚勇。他穿的不再是囚服，是一件白色圆领衫，显得很壮实，也很精神。主人打开了香槟酒，大家碰杯相庆。
我看见王诚勇的脚腕上绑着一个比火柴盒稍大一点的小仪器。在放电话的茶几上，还有一个大一点的仪器。王诚勇告诉我这是电子跟踪器，也叫电子脚镣，主机与电话相联。如果自己走出规定的活动范围，仪器就会自动报警。
“这叫画地为牢！”王诚勇很气愤。“这不，我刚到阳台上透了透气，警察的追踪电话马上就打过来了。我成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家闺秀’了。现在我连到超市买点吃的都得请别人帮忙。前两天大潘两口子不在，我几乎就断顿了。”
“听说检方要上诉，你认为检方真的会上诉吗？”大潘问我。
“我想不一定。”急性子的王诚勇抢先回答。
我分析检方不会真的上诉。声称上诉也只不过是虚晃一枪。现在检方最主要的就是面子上过不去，法官裁决以后哪能马上就认输。必须先凉一凉，等大家都淡忘了以后再放弃。从法官的判决上看，就是上诉他们也很难推翻这个案子。我深信这一点。检方也不会看不到。不过我提醒王诚勇注意检方在最后一次听证会上说的一句话：“法官阁下是以关键证人保罗不出庭为由撤消的案件，如果保罗能够出庭将会怎么样呢？”
我原打算结案后“押解”王诚勇一起回国。现在看来不可能了。我也不可能再等两个月的时间，必须先走一步了。临行前，我拨通了当地一家以做诉讼擅长的律师事务所的电话。
“多伦先生吗？我是中国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的李京生律师。我访问过您的事务所，我们在一起吃过饭，您记得吗？”
“当然记得。你上次不是说在这里有一个案子吗？怎么样了？”
“承蒙你的关心，那个案子胜诉了。”
“祝贺你！可到底是个什么案子？你上次没有具体谈。”
“是一件刑事案子，比较复杂。您看一下16号的《纽约时报》就知道了。”
“好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吗？”
“我们想委托你们的律师代理我的当事人向检方和设置圈套陷害他人的吴弘达、保罗提出民事赔偿诉讼。”
“没有问题，我们事务所有三名律师擅长做以刑事案件为背景的民事赔偿案件。”
“好极了！我们说好了，等这个案子的上诉期一满我们就去找你。”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尾声4月14日，检方在上诉期内对白茨法官的裁决提出异议，要求继续审理此案。
7月13日，检方又提出本案的关键证人瑞森胡尔愿意出庭作证，要求法庭开庭审理。法官同意重新审理此案。在为此举行的听证会上，保罗果真出现在法庭上，但仍提出在有陪审团参加的正式开庭时不能出庭。法官仍坚持在圈套诱人犯罪之下对保罗、吴弘达、王诚勇和傅行琪的录音带不能作为呈堂的证据。
7月19日，检方正式提出上诉。
10月13日，检方又决定放弃上诉，向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请求撤回上诉。
10月26日，联邦上诉法院裁决撤消上诉。
11月2日，检方向白茨法官提出撤案通知书，请求解除对王诚勇和傅行琪的保释。
11月4日，执行官到王诚勇的住所欲为王打开电子镣铐，众多媒体到现场摄影采访，执行官见状返回，并通知他于次日去法院开镣铐，王诚勇于次日重获完全自由。
11月12日，吴弘达在纽约的《北京之春》编辑部召开记者会，王诚勇不请自到，与吴弘达当场对质。吴弘达还与一名质问他的记者发生了肢体冲突。
11月23日，王诚勇召开记者会，邀请在美的英文媒体和中文媒体以及吴弘达参加。十三家中文媒体参加了记者会，英文媒体和吴弘达均未出席。
12月5日，王诚勇回国。
读了以后个人的一点想法：
由李京生的文章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及中国检方发表的声明并没有任何不妥之处。在搜集相关证据的时候中国方面也给予了很好的配合，在案件后期筹措律师费的事情上，中国大使馆也起了一定作用。并未如王所说的那么冷血。只是问题是，似乎在这个事情上，中国方面不是主动地出手，而是被动地协助——在这件事情上做出这种姿态，这个在法律方面有什么因由么？不懂，请懂得法律的达人指教一下，谢谢；美方指派给王的律师奥立佛确实没有经验，而且根本没做什么事，更恶劣地是他还阻挠中方法律顾问查案，几乎坏了事；王在“认罪”与“坚持”的选择上似乎也并没有自己描述的那么态度坚决，有过犹豫困惑的时期；如果没有美国律师以及李的事物所里的美国交流律师提供帮助，还有裁判法官的个人观点，一旦上堂，这个案子必输无疑。
大家讨论讨论。
美国侨报文章吴弘达玩编术丢尽脸面前不久，在美国吃了苦头的王诚勇；回到了中国。作为曾经在美国轰动一时的贩卖人体器官案的“当事人”， 他无论如何不会忘记那个充满丑恶的社会和自己不幸遇到的一群丑恶的人。
1997年6月上旬的某一天，商务签证即将到期的王诚勇跨进了位於纽约市皇后区缅街的一家移民服务公司，准备到那里办理签证延期。 这位在中国司法界工作多年、拥有中国律师开业执照的海南省前检察官；自称“熟悉和了解法律”，“处事谨慎小心”。可是他万万没想到，他即将掉进一个法律陷阱。
这家移民服务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接待了王诚勇，并告诉王诚勇说；他们的老板保罗·瑞森霍佛（Paul Risenhoover）将会为他办理移民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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