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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做为穿越之人，朱由检当然知道历史上的史可法坚守扬州不屈被杀的壮烈事迹，说他是明末第一民族英雄亦不为过。思来想去，朱由检还就把史可法升为扬州知府，他偏要与历史斗一斗，己能否化解极其悲惨的“扬州十日”。
朱由检对官员的任命经常受到廷臣的质疑，但史可法却是个例外。他是“东林六君子”之一的左光斗的高足，东林党人当然愿意皇帝提拔“自己人”。扬州乃是江南膏腴之地史可法当知府，自是比让温体仁周延儒的人去当强多了。
可是史可法刚风尘仆仆地赶到扬州，朱常洵父子便起兵叛乱，数十万流贼大举东进，扬州城内人心惶惶，不少富户举家逃往江南，没逃的也整天缠着史可法他求朝廷调兵来保护扬州，别让流贼把他们的丰厚家产抢了去。
在这个紧要关头，史可法顶住压力，从本就不多的卫所军中，又拨出最有战斗力的一支去守卫南京，就是黄得功那一支。而扬州本身的防务，史可法也没指着剩下的卫所军，他按照在抚宁县的经验，直接从当地底层百姓中募兵。
但募兵是要花银子的，这款项从何而来呢？对此史可法早有谋划，他主要从三方面着手：
一是朝廷调拨。说是调拨，其实扬州城内就有户部银库，存放着十五万两赋银，只是地方无权。史可法立即向京师以及南京上奏折求从银库中暂借白银五万两，用作城防之需。
地方官府想动朝廷的银子，此举实在有点出格，户部和内阁当然反对，并已写了驳回的票拟。但朱由检后，立即特批许可，因为他知道扬州的性，也知道史可法既然要用这笔银子，肯定有非用不可的理由。有了圣旨，这五万两便顺利到手了。
二是免除百姓徭役抵银。其时全国各地除少数地区因为闹灾而临时免除徭役外，绝大多数地区都有徭役，而且是赋轻役重。道理也很简单，土地大多在地主手里，田赋重了地主要掏的银子就多了，他们当然不肯。而徭役则是按人头分的，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百姓自然承担得更多。像扬州城内的市井百姓，已经没有土地，往往徭役更重。
此前朝廷也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把田赋和徭役统一折成银两，朝廷只征现银；二是把徭役折入田赋中，实现“多田多役，少田少役，无田无役”，减轻底层百姓的负担。想法虽好，可实际上却因为触动了官绅地主的利益，很难得到落实，甚至在有的地方被歪嘴和尚念反了经，反而导致百姓负担更重，朝廷所得更少。因此“一条鞭法”基本上成了一纸空文，并未得到真正落实。
但是现在史可法同样上奏用徭役抵银，即凡是被招募为“团勇”的，便可免除他家里的徭役，用来抵掉一部分饷银。这很有点“特事特办”的意思，而且不必动用现银，因此在朝廷中倒没遇到什么阻力。
第三条，也是阻力最大的一条，就是向当地富户豪商摊派饷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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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四百四十一章 盐商漕商（）
得知新任知府史可法打算在扬州城的富户中摊派团勇饷银后，富豪大户们立时炸开了锅。
这些大地主大奸商，平时获得官府的包庇，好让自己可以通过不法行为大发横财，行起贿来个个都是大手笔，完全可以用一掷千金来形容。这种银子就是花得再多，他们也不心疼，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花一千两银子就能换回三千两五千两甚至一万两，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至于他们自己的生活，就更是穷奢极欲，而且自古便是如此。隋唐时期，扬州已是纸迷金醉的大销金窟，即使腰缠十万，夜夜笙歌之下，用不了多长时间也能花得一干二净。杜牧诗云“十年一觉扬州梦”，想必落笔的时候定是悔不当初吧。
可是现在史可法让这些人出饷，即使数目并不多，摊到一个大户头上也就是一二千两银子，这些人也觉得像是从身上剜肉，没有一个主动配合的。在他们打仗平叛那是朝廷的事，与他们有何关系？不但没关系，将来叛乱平息后，他们还得让官府为他们更多的便利，把因为流贼阻断交通而造成的损失，通过各种途径给找补回来。现在想让他们出钱，门也没有！
倡议没有得到响应，原也在史可法的预料之中。他深知这些人别个衣着光鲜脑满肠肥，却个个目光短浅，只盯着自己的那点蝇头小利，不见棺材绝不掉泪。对付这样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来硬的，像卢象升就凭借圣旨强行“借粮”，这些人只好干瞪眼。
但是史可法并未再上奏折请求皇帝发话，因为他同样深知这些富商大户里面，不少人都与朝廷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与东林党。要知道当年的东林党领袖李三才，就曾出任漕运总督，其间与扬州商人过从甚密，干过不少见不得人的勾当。
如果把这些人惹急了，他们必会找自己的靠山，而这些靠山里说不定就有东林党的头面人物。卢象升身为二品大员兵权在握深受皇帝信任的重臣，可以乎这些，但史可法就不行，他本就是东林党人，不得不受到这些盘根错节的官场关系的制约。
但没有银子是绝对干不成事的，所以史可法还是决定火中取栗，一定要让这些富户出饷。既然不能来硬的，那就得动点脑筋了。
很快，史可法就向扬州各大富户发了请帖，说自己初来到任，想设摆一宴与扬州父老相见，联络联络感情。这么做倒也寻常，地方官员每年宴请当地名流是官场旧习，不过名为官员宴请，实则没有人会那么不开眼，真的让“父母官”自己掏腰包，都是争着抢着去买单，还都以此为荣。
而扬州城内的大户其实主要就是两大类，一类是盐商，一类是漕商。
所谓盐商，就是从官府领取盐引，从而获得官准贩盐的商人。自古盐业即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因为利润极高，而且盐与粮食一样，是家家必买之物，算是一种战略物资，所以一直都是官府垄断。
不过但凡垄断的生意，必定会存在走私。历朝历代私盐贩卖屡禁不绝，即使规定贩卖私盐为死罪，也挡不住商人逐利的热情。有鉴于此，明代对此稍作变通，设立了盐引制度。即允许民间商人贩盐，但必须向专门负责监管盐业的衙门交纳“盐课银”，领取“盐引”，凭借盐引，才能到指定的产盐地区，向指定的“灶户”购买定量的盐，然后运往指定的地区销售。这样一来，官府不再直接运盐，不用承担责任和风险，便可获得不菲的盐课收入；而盐商赚钱，自然会积极运盐，满足市场需要。
这个制度想法是很好，不过实际执行起来就走了样。那些盐商都是些唯利是图的小人，向官府缴纳了银子，自然会变着法地从别处找回来。而经办盐业的官员，亦想从中捞取好处中饱私囊。二者一拍即合，是以二百多年来，盐业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潜规则，盐商世代经营，获利极为惊人。
比如，盐商中实力最为雄厚和官府关系最好的，会把征收盐课银的活总包下来，承诺一年交给官府一定数额的银两，剩下的事官府就不用管了。这样的盐商叫“总商”，也是盐商中利润最为丰厚的。道理也很简单，他交给官府的盐课银，远远少于实际收的银子，两者之差全都进了他的腰包，只要从中拿出一小点，贿赂官府相关人员就行了。
总商之下的是“场商”，他垄断了一地盐场的收购权。也就是说，该地的灶户只能以低价把盐卖给他，然后他再高价往外卖，坐收巨利。
场商之下是“运商”，即负责具体贩运的商人。他们的资本比总商和场商小得多，又经过了总商和场商两级加价，利润已经小了很多。不过因为运盐数量巨大，收入还是颇为可观。具体到扬州来说，全国最大的总商吴家便在城中，场商和运商加起来也有十几家。
而与盐商可以相提并论的，毫无疑问就是漕商了。其实漕商就是粮商的一种，但因南粮北运大多要经过大运河，专门通过运河经营粮食的商人，其粮食运量最大，所以又称漕商。
与盐业的情况一样，漕运业也有一套完整的潜规则。虽然朝廷设有盐运使衙门和漕运总督，全国盐运业和漕运业的实际控制权，却是在这些商人的手里。这些人沆瀣一气，瞒上欺下，自己赚得盆满钵溢，大大增加了百姓负担，朝廷却没收上多少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