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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辽圣宗“集蕃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
这种能够保持上百年的和平条约，在西方史上是看不到的，所以西方人的外交讲求的是眼前的利益。
可向德宏还是不同意，认为琉球跟大明，不能与宋辽相比，宋辽皆是大国，且之间并不恩义，琉球是小国，且受大明之恩深厚，不敢有非分之想，存于理不合之念，只想一心一意侍奉大国，求存琉球社稷于世而已。
根本说不通，但没关系，因为朱敬伦说过了，是琉球人死活不听。
于是被逼无奈之下，只能让洋务司接受琉球称臣之礼，约定每年元宵琉球入贡，每年中秋大明回礼，如此礼尚往来。
至于其他关系，大明洋务司立刻公开宣布对琉球政策，第一不许大明属民欺压琉球人，琉球人在大明视作国人对待，两国贸易往来，皆以条约为准。
在事实上将琉球当作一个独立国家看待，只多了一些朝贡和惠赐的额外程序而已。
同时不再琉球驻军，算是履行对日本的承诺，不干涉琉球的内政，一切由琉球自主。
而且朱敬伦希望跟琉球结成兄弟之国的消息，也通过各种渠道传了出去，是琉球坚持以臣礼侍奉大明，大明绝无半点强迫。
这样的优待，不怕将来越南人不心动，一旦被法国欺负的受不了，肯定会想办法来投靠大明的，大明就只需要找一个合适的实际，比如中法战争那样的局面，将法国势力从越南驱逐出去，这样就将势力范围向南扩张到南洋了。
只要驱逐了法国势力，那么近在咫尺的菲律宾也就唾手可得，没有了法国的保护，同为天主教国家的西班牙可守不住菲律宾，况且菲律宾至今没有同意大明在马尼拉派驻领事馆，不同意大明劳务公司在菲律宾买地垦殖，如果不是有法国势力保护，大明早就该开始寻求机会将西班牙赶出菲律宾了。
这个过程中，英国的态度就很重要了，大明向南洋扩张，英国人不可能坐视不理。肯定会加以阻挠，或者开始构筑遏制大明的外交网。最后在以英国海军相威胁，他们也就这个常规套路，百试百灵不会改的。
大明一要拉拢英国，二也要有抗衡英国的本钱，长远来看，大明的崛起，肯定是对政治地缘的一次巨大冲击，而英国作为国际秩序的建立者、维护者和既得利益者，自然是要遏制大明的。
所以扩军备战一刻都不能停步。
扩军备战的基础，则是经济实力，而这两年恰好大明经济开始了强劲增长的势头。
前年开始，大明随着国际经济复苏，经济开始恢复快速增长，建立新工业的热潮开始兴起，带来了大明建国之后最可观的一次增长热潮。
第一年新建工业企业超过五百家，第二年超过一千家，今年新增工业更是达到了两千家，这势头下去，这几年加起来的工业增长，有可能超过之前工业的全部。
这一点都不奇怪，日本甲午战争前后，也是迎来了这样的发展热潮，甲午战争前日本只有工厂3340余家。马关条约签订后8年，工厂数增至8274家。不但数量增加，而且品质增加，使用动力的工厂数由675家增至3741家，增长4。54倍。
大明经济的发展，可不是靠战争，因为经济增长，早在日本的赔款之前就开始了，因此经济发展另有原因。（。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手机用户请到阅读。）
第六百五十九节 工业革命的冲击（）
有人说日本甲午战争之后的经济增长是拜战争赔款所赐，这有一定的道理，但直接来分析的话，甲午战争赔款主要用到了军事领域，因此军事工业的增长或许直接受益，看是甲午之后发展速度最快的并不是军工生产，而是民用领域。
经济发展的三大要素永远不变，那就是劳动力、资本和市场，日本跟中国一样，是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国家，这点不缺，资本甲午战争体现在资本方面的，主要是日本通过赔偿建立了稳定的金本位，同时形成了一个有七百多家现代银行组成的现代金融体系，但甲午战争所带来的最大变化，还是市场的变化，日本通过战争，打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
短短几年时间，日本的纺织品就在中国市场上把英国货取代了，英国产品成了专门供应城市中上层消费者的高档品，而中低端则被日本企业所垄断，垄断的背后，就是日本工业化不断扩张的情况。
大明经济发展，跟打开了满清的大市场不无关系，通过修建两条铁路，将大明的商品，一路能够送到满清内陆，而且通过救灾，确实收买了大批人心，大家都知道自己的命是大明救的，这种潜意识中的好感，会带来方方面面刻意为之所达不到的效果。
另外铁路通往山西之后，跟晋商的网络对接，通过晋商的网络，将商品运到西北、西南等大明国家力量渗透不到的地方，更是延伸了铁路的影响力。
还有东北的开发，这也是一个大市场，在东北有垦不完的土地的情况下，当地百姓不可能顾及到家庭手工业，因此他们专心生产粮食、大豆等产品，分工程度比较高，各种物品的商品化程度就比较高，这是比较分工的优势，因此这里又是一个冉冉升起的大市场，有一千多万经济较好的农民，不断的消费大明商品，给大明工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驱动力。
日本甲午战争之后，另一个大的变化就是投资者的心态，过去在幕府时代累积了巨额财富的特权商人、大名，在整个明治维新前期，其实是很不适应的，有的特权商人失去特权后破产了，大多数则靠着积累过日子，少有向现代工商业投资的。
这些人其实掌握着雄厚的势力，不止是金钱方面，还有人脉方面，渠道方面和影响力方面，日本相关文献都表明，在1890年代末期，日本的旧富豪们才放开了心态，开始大胆的投资于新兴产业。
这其实就是朱敬伦一直以来想做的扭转旧精英阶层的意识，推动大明的新贵族和容克阶层的政策。
现在可以说已经初见成效了，在二十年持续不断的鼓励乡绅兴办工商业，主要是茶业和缫丝业，让乡绅阶层的心态开始发生了变化，已经出现了数以千计的工业乡绅，这样的工业乡绅，他们给社会带来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多办了几家工厂，而在于通过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打消了更多人对新兴工商业的抵触和排斥心理。
顺德县有温家这样的名门望族带动，工业发展的就始终比南海县要好，哪怕南海县有工部尚书家族使劲推动，但在民间的推广，始终都遇到很大的阻碍，显然对旧阶层世界观的扭转上，新朝的工部尚书还比不上典型的旧式官宦人家，三代京官的温子绍家族。
通过调查，朱敬伦发现，很多观念是转变了，但是跟本土思想相结合，出现了一些朱敬伦想都想不到的变化。
乡绅办厂是和普遍的，但是还有一些地主乡绅是通过高价出租土地给资本家办厂，而进入这个领域的，这算是一种转变，这两种转变都还算正常，不太常规的是，有一种当地宗族乡绅建好工厂后，不自己运营的，而是直接将工厂租给资本家经营，自己收取高额租金的现象，而且还很普遍。
比如顺德县水藤堡沙边乡的何氏家族，自己不经营缫丝业，却创办了一个建业公司，“集股承买基塘继而建筑丝厂向族人租出”。家族还发布公告要求民众维护丝厂的安全：“该丝厂之设系列祖及族人集股而成，论其地位足资保障。至铺客租纳各有裨于太祖及八坊者，甚大迁年铺客，另补助八坊更练经费。凡我族人皆当任保护之责，则宾主相安，利赖无穷矣。厚本堂启。”
他们家族集资办厂，却将工厂出租，有出租给外人的，也有出租给本族人的，建厂的土地是宗族祠堂的祭祀公地，过去就是出租取息为目的，是某一代发迹的祖先留给子孙后代的，比如伍秉鉴分家的时候，就将数百万两的固定资产划到公堂作为祭祀产业。
现在这些宗族根据老传统，将工厂当作过去的土地一样，看成了一项生息产业。这是一个巨大的思想转变。
是什么让他们有了这种思想转变呢，普通的利益绝对办不到，根据行情，地主们出租机器缫丝厂的年租率通常为投资额的10％。“丝厂多属乡族尝业而批租与缫丝商。租项以1分息计算，所得租项归诸乡族公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