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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派的争论，之前已经持续了很多年，新派借用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严禁理论虽然很有说服力，但在没有眼见为实的情况下，保守派是不会死心的，他们有他们的一套理论，可以说双方鸡同鸭讲，谁都不服谁。
但这次饥荒完美的印证了新派的理论，那就是土地真的养不活那么多人了，一个灾荒，就让数以千万计的人陷入死地。
而大明政府押上了一切去救灾的行为，让整个大明深深的卷入了这场饥荒，大明的老百姓虽然不可能饿死，但是生活却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粮食翻了一倍以上的情况下，最穷的老百姓其实也就死饿不死，本来能够温饱的一批中产人群也开始挨饿，上层的富人甚至都感觉到了物价的压力。
报纸则不断的将北方饿死人的情况传回来，还附上照片为证，当看到那一幅幅惨绝人寰的情景，看到有的地方，人像猪羊一样，被剥光洗净，倒吊者宰割出售的时候，这时候讲什么礼崩乐坏，讲什么嬗变祖制，都是那么的无力。
此时大明的保守派也不得不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这场灾荒发生在大明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呢？
大明政府的救灾行为是有大义支持的，这一点不管是保守派还是新派，都达成了一致，新派认可政府的负责任态度，保守派则说这是圣天子行仁政。
所以保守派们相信，如果是大明遭灾的话，政府也会不遗余力去救灾，可政府能救得过来吗。北方四五省受灾，大明就押上了一切，而且还是无法让所有灾民都活下去。现在大明有南方四省，加上报纸上报道已经攻占的浙江，人口已经达到一亿。如果大明受灾，政府要救则一亿人，恐怕也得很多人饿死。
另外新派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大明之所以能够救灾，而满清完全无能为力，就是因为传统的经济和社会系统，已经无法保护亿万百姓了。如果不是大明建了那么多工厂，大明开了那么多口岸，不是大明引进了债券制度，大明也救不了这个灾。
亲眼看到了结果，亲身感受到了后果，又有一系列现实为证，加上对政府开始认可，保守派们的声音开始变弱了，大骂政府的现象消失了。
朱敬伦知道，新派们的理论，已经渐渐的占据了上风，开始影响这个国家和民族了，但守旧派并没有完全心服，他们只是在事实面前遭受了打击而已。
指望顽固派转变态度拥抱未来是不现实的，但是借着这股新风，政府大张旗鼓的改革，却能够将绝大都数人的思想观念扭转过来，并趁着世界经济复苏的东风，大大的推动工业化的进程。
这些就是朱敬伦决定大张旗鼓改革的原因，一方面广大老百姓开始接受新事物，另一方面保守派开始丧失对民族思想的控制力，而政府此时引导，不但不会引火烧身，反而会在重塑民族思想的过程中，与老百姓建立高度统一的一致性，一旦将来变革完成，老百姓不会感觉到是政府强行将他们改变，而是会觉得是政府在跟他们一起改变，这种情况下，如何会不信任政府呢？
只是大张旗鼓，那肯定就需要一个旗子，一个口号，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这些朱敬伦却早就想好了，他要用这个口号，即团结新派，也照顾老派，将民族思想高度凝聚在一起，以一个紧密的向心力向前冲。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
第六百二十九节 求新自强图存卫道（）
喊口号似乎是东方文化的创造。
洋务运动是一个例子，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以自强，之后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有五条誓文，宣称要富国强兵，要大振皇基云云。
好像西方人在变革中，就很少系统的提出这种纲领性的口号，彼得大帝改革的时候，也没什么激动人心的口号，普鲁士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改革中，似乎也没树立什么改革大旗。
倒是法国大革命和后来的十月革命，都有这种纲领性口号，以此看来，这种东西，往往是带有革命性质的，能够极大的刺激人的精神。
“求新自强图存卫道！”
1878年10月，朱敬伦召集三省六部高官，开始抛出了这个旗号。
接着他对这个口号进行了解释。
求新，在政府层面，是革除弊政，建立新的施政方式，将官场上的懈政怠政，文过饰非，得过且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风气和不敢负责的苟且作风彻底消除，激发新的力量；在民间层面，则是引入新技术，开办新产业，增强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让老百姓富裕，也让国库充盈。
自强，则是要激发内在力量，通过培训官府中的官员提高他们的管理水平，破格提拔有作为的官员，提高官府的执行力；民间则号召老百姓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创造性生产，发展目前的产业，不要在依靠政府，或者借外债等。
求新、自强，可以说都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政府需要进行革新，引入新的管理方法，提高效率，让政府的管理能力更强，这种强大，才是真的强大。民间则需要引入新的东西，新的技术，新的管理方法，新的管理思想和经营模式，但一切都只能依靠民间力量自己推动，过去的政府低息贷款，税收补贴都已经不现实了。
相比求新自强，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有方针，有政策，可执行的，后两个内容，图存和卫道，就完全是务虚的了，可以说完全是为了凝聚民心，尤其是那些保守派的心理，而提出的。
所谓图存，无非是宣传国家危机四伏，经过十几年的民间思想家的启蒙，大明日益扩大的读书人群体，其实已经睁开眼看见了这个世界。
他们知道西方列强在全世界扩张的现状，在西方开始萌发的社会达尔文思想的压力下，一大批知识分子都觉得国家有存亡之危，虽然他们的危机感远远没有洋务派官僚或者日本民间和政府来的那么强烈，但是也都感觉，如果大明不能够强大起来，肯定是有被西方人欺凌的风险的，尤其是目前为止英国人还保留的治外法权，那是明显的歧视和不平等条约。
海外华人在各地遭受的歧视性待遇，也极其容易激发民族自尊心，一方面他们从传统教育中培养出了强烈的文化自豪感，另一方面却觉得好像那都不是现实，现实是中国民族目前在世界上的地位步步下降，甚至在欧洲主流观点中，是劣等文化和低等民族。
这些已经觉醒了民族意识的年轻一代知识群体，才是这些口号真正能够打动的，能够真正强烈的激发民族爱国心，从而行动起来，采取措施改变现状的精英人群。
至于早一批洋人培养出来的新派人物，太过激进，就好像日本人那样，太缺乏文化自信心，自己认为自己确实很野蛮，甚至种族自信心，认为日本种族不如人，应该跟洋人借种，对于这些新派，这些纲领性的口号确实很合他们的口味，但他们还会不断的挑刺，认为改变程度还不够。对于这些人，政府给出这样一个变革的旗帜，只是为了让他们明白，政府是有意变革的，让他们知道政府有变革的心，他们不至于急切到要革命。
而老一派保守派，则太过保守和顽固，他们即便看到了事实，认清了现状，却从心里无法接受。对于这些人，也不可能因为一个口号就改变心态，但是却可以给他们一个理由，让他们知道，这是民族危亡之下，不得已而进行的变革，是穷则变。所以政府大张旗鼓的打出旗号，只求这批人能够理解，不至于捣乱。
最后的卫道，则是一项尽最大可能团结人心的口号，所谓卫道，字面意思就是保卫自己的道统，这是让那些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豪感的人群放心，告诉他们政府推行革新，不是为了以夷变夏，不是为了完全变成西方。
这样的人群数量是最为庞大的，洋务派和顽固派虽然在引入西方科技文化方面有冲突，但有一点，是他们都很坚持的，那就是守卫中国的人心，他们讲的是“以中国人之心，习洋人之巧技”，这就是中学为体的思想，曾国藩认为“洋人所长在制器，国人所贵在人心”。
在大明的精英中，大概九成的人都抱着这种思想，朱敬伦当然不会打击绝大多数人的观念。朱敬伦为了能够尽可能多的团结所有派系，也是煞费苦心了，但什么口号不重要，重要的是执行的内容，推行的政策。
俾斯麦以统一德国为目标，在出台政策的时候，总是用尽可能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