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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皆唯唯诺诺，不肯敬献一策，唯恐将来事情不济，皇帝跑来清算旧账，子孙同祸！故而只以党争攻讦为能事，敷衍着皇帝混日子。如川省之廖抚，本以兵才达于帝听、闻于朝堂，如今足不出户，守着成都数银子，世子可知何也？”
“他怕打仗？”
“臣以为他不是怕打仗，是怕打输！”
“他不仅怕打输，更怕接了傅宗龙的位置去中原打闯贼！”朱平槿补充道。
田骞也会溜须拍马：“世子果真聪颖无双！廖大亨在朝中并无大佬为奥援。拿下陈士奇，他已经彻底得罪了东林一党。周延儒上台，正急着拿他开刀。所以他想维持一省局面，静观时局变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钱粮一事，他是万万不肯落人把柄的！皇帝虽然日前维护于他，不过今上之宠，有如三月之天，娃娃的脸，那是说变就变！”
田骞说得朱平槿笑了起来。崇祯皇帝在位这十四年，阁臣已经换了几十人。看趋势，更换的频率还会加快。以前的首辅温体仁居位八年，那算是最久的，最短的文震孟仅有三月。
“廖抚之患还有贼寇。献贼出川之后，川军残破不堪，客军大多离境，土暴子于川北趁机做大，连夺两城，已成蔓延之势，短期定难遏制。如今秋粮收割，又是土暴子出来抢粮抢人之时。若是税赋被抢，官府到哪里征税去！”
田骞很会侃大山，朱平槿却急于得到现实的解决方案。
“如是，本世子当如何？”
利用官府税收上的压力，逼迫官府与士绅翻脸，亦或者将士绅逼入绝路，洪其惠和孙洪都提出过。但是实践证明，这种简单的逻辑思路是有缺陷的。
在雅州、在嘉定州这些官府合作的地区或许可行，但在官绅勾结紧密的邛、眉两州，斗争实践已经清晰表明，官府和士绅在一定情况下，非但不会翻脸，反而会勾结得更为紧密。
刘名升的情报显示，邛州士绅在杨天官的带领下，出银子填缴积欠，一副拼命也要保下知州徐孔徒的模样。眉州的知州更是与士绅完全合流，连州城里都有士绅反动护庄队的身影了。朱平槿的着急，正是因为如此。
部分士绅与王府在经济上的对立，已经明显有向政治对立甚至军事对立的方向发展。如果不能于近期将邛、眉两个成都附近的毒瘤连根拔起，朱平槿担心有一天这些士绅会为了自身利益而投靠张献忠、李自成，在自己的背后狠狠插上一刀。
注一：节自《六韬守土第七》。
注二：川内学者考证，蜀地单亩征税额仅次于苏（州府）松（江府）重税区。
注三：瑞王封于汉中，朝廷赐赡（SAN）田二万顷，由陕西、河南、山西、四川四省摊缴租银。这与他兄弟福王和叔叔潞王的赡田情况很相似。顾诚先生断言：除江浙财赋区之外，全国土地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落入了朱氏宗室的手里。
第二百三十章利力入仁（三）（）
在真实的历史中，大明朝的士绅及其政治上的代表——官员们，大多数选择了与大顺、大西新政权以及后来鞑子合作。
在京师，绝大部分的官员毫无气节地奴颜婢膝，说明他们在李自成进京前就已经在行为和思想上抛弃了崇祯皇帝、抛弃了大明朝；
在四川，投降张献忠的官员和士绅虽比京师少得多，但也不乏名臣和高官。一些人供金银、一些人献女儿；一些人领兵追杀明朝宗室，一些人积极参加大西政权的科举考试。还有一些人更为可笑，把张献忠当成了刘备，把自己当成了诸葛亮，准备留个君臣相得，千古传颂的故事。只是他们或许没有人想到，他们投降的，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
不能因为最后他们也被张献忠扒了皮，便把他们当作受害者。他们的悲惨下场，只印证了中华的一句古老成语：
“咎由自取！”
……
借力于官可以讨论，借力于贼各人心知肚明。朱平槿向田骞问策，要的是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他夸夸其谈的侃大山。
田骞鹅毛扇子重重一扇，一股暖风从朱平槿耳边拂过：“万历朝武清侯李伟，不知世子知否？”
武清侯李伟，是万历皇帝的亲外公，李太后的爹，本朝外戚的典型。
李伟本是一个普通的泥瓦匠，后来祖坟冒了青烟，女儿选入了裕王府。裕王即位大宝，是为穆宗，授李伟锦衣卫都指挥佥事。神宗即位，进爵武清伯。万历十年，以皇帝外公之尊封武清侯，两子皆封都督。
李伟最出名的一件事情，就是给戚继光的士兵做假棉袄。他当军需总包商，二十万两工料银他截留了七成五，只给分包商五万两银子。分包商银子不够，于是在棉袄里面掺假，结果冻死了士卒。蓟镇总兵戚继光告到朝廷，朝议纷纷。李太后又羞又恨，只好用贴己银子来给她爹补窟窿，还派了太监拿了一个骂人的单子去数落她爹。
除了凭借关系承包政府大小工程，牟取巨额利润，武清侯李伟还是一个包揽皇庄子粒的掮客。到了后来，他甚至开始包揽政府的税收，成为一个所谓的“包税人”。一进一出之间，赚了数不清的银子。
舒师傅上课时讲了许多前朝之事，但没有讲过这个武清侯李伟。但这武清侯李伟朱平槿偏偏知道，而且知道得还很清楚。朱平槿幼时，调皮捣蛋、无恶不作。王妃虽然在骨子里溺爱她的独子，但面上时时以李太后教育万历皇帝为榜样教育朱平槿，借以塑立自己在儿子心目中的权威和形象。
田骞此时提起武清侯，朱平槿立即下意识地点头。
“武清侯包揽地方税收，以贪取利，那是为害百姓！若王府也能包揽地方税收，以世子贤能，必能造福一方！”
“包揽税收？”一个火花在朱平槿脑袋里炸响。他催促田骞，“先生不妨为本世子细说之！”
“臣之父本是一个收粪的贱隶，故臣终身上不得科场。空有一身才学，只好入衙为下吏。”
鹅毛扇子重新摇起。有人着急，有人偏不着急。田骞从自己身世讲起，吊足了世子朱平槿的胃口。
“车船店脚牙（通衙），无罪也该杀。官衙之暗，臣亲见之！
地方有力者，子弟世袭为吏。知县异地为官，语言不通、社情不熟，每逢两税征收，必求助于乡吏，乡吏便趁机从中上下手脚。
自我大明开国以来，税粮征收解运，必有粮长。征粮之制，屡次变化，而粮长之设，雷打不动。洪武初年，太祖高皇帝令择家道殷实者为粮长，正副三粮长轮流应役；永乐年间改为岁更法，一年一换；宣德年又改为永充制，粮长世代承袭，一如军户。粮长役重，既有征收之累，又有货运之险，更有包赔之重。稍有疏忽，便是倾家荡产。老实巴交者家财赔尽，营私舞弊者一夜暴富。勾结官府，报以水火，侵吞万石之大案屡见不鲜！
万历条鞭之后，朝廷田赋杂役，一体纳银，然仍是以田亩之数、粮额多少计征。各县一石折银之数，大不相同，繁复无加，虽有经年老吏，亦不能尽识。故官府虽有防弊之策，定里甲归于粮长，建木柜以收银（收银子的带锁柜子），增派柜头，柜头之上有总书，总书之上委典吏，又更定鱼鳞图册、清查户籍人口，凡此种种，仍然是奸弊重重，防不胜防。士绅本为地方豪强，又有师生同盟强援，故而仗势不缴。粮长包赔粮额，又惧怕士绅，只得逼迫小民。年初民乱，盖多为此！”
朱平槿年初率军平乱，对大明朝地方上的积弊非常了解。他无需向田骞了解基层民意，他急需找到一条不用或少用阶级斗争而富国强兵的路。他打断了田骞层层推进的逻辑，直截了当问道：“蜀中并无粮长。先生是要王府当这乡吏否？倘若如此，士绅不纳粮，王庄如何向官府借力？”
……
大明除了江南沿海个别地区以外，总体来说商品生产并不发达。如硬要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也只能加上一个后缀：“萌芽”。大明朝的财政税收制度，无非是自给自主的自然经济在国家层面的一种制度体现而已。
老百姓一家一户自给自足，吃的、穿的、用的各种生活物资都尽量自己生产，一般无需上街购买。百姓如此，各级政府亦是如此。官府向百姓征收赋税，实现政府功能，也是自给自足的原则。当地的事情当地做，当地的事情当地出银子。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大明的税赋实际上有两大块：税（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