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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不信只能由他们去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说不出一套完整的理论，也没必要说。但该做的解释还得有，不管他们认同不认同依旧得说。啥叫有性格？这就叫！
“幸也……不幸乎？”王安石给出的回答就是这么几个字，啥意思也不清楚，连带着一顿摇头。
对于驸马的解释这两位应该是听明白了，在他们眼中证明驸马真可能是疯了的证据并不是公主或者王嬷嬷的证词，也不是皇帝用李公麟试探的小把戏，而是王诜这一嘴白不白、文不文的说话方式。
别说是在宋朝，就算到了清朝，能这么说话的人也只有两种：一是洋夷之人，二是疯傻之人。
正常人即便可以模仿，也不可能分分钟、时时刻刻模仿得如此古怪，基本上就没一个词儿是合乎常理的，但还能把意思说明白。
“伯时，子瞻兄的事情……”既然听不懂王安石的意思，洪涛干脆也不和他打哑谜玩了，坑里还一个人呢，千万别让他趁机爬上来，赶紧再踹一脚！
“不必为难伯时，某来和你说，子瞻断不可回京！”俗话讲吃人嘴短、拿人手短。这顿饭肯定不便宜，还是李公麟掏钱请客，看着那张绿油油的脸王安石终于跳出来了。
“愿闻其详！”得，坑里又多了一位！洪涛心里这个乐啊，老家伙，我要抓的就是你！让你装孙子，今天不把你折腾出真火来咱就不姓洪！
洪涛确实不姓洪，他现在姓王，驸马王诜也！
这次被折腾出真火的不是王安石，也不是李公麟，而是他自己。
“书到用时方恨少啊……你们俩等着，早晚有一天这笔账得算清楚！”这顿饭一直吃到了一更天，驸马一次又一次谢绝了王安石亲自送自己回家的提议，一人一骑走在街上满脑子都是官司。
此时的马行街不仅没冷清，反倒比傍晚时分更加热闹了。原因洪涛也知道，这里确实是汴梁城里的簋街，越到晚上越热闹。夜市这个东西也不是后世创造的，现在就有了。
但这些都已经勾不起他的兴趣，刚才王安石和李公麟那两张得意洋洋的脸才是他心中的疼！被人当傻子一样看太尼玛不是滋味，而且还不能怪别人，都得怪自己！
苏轼是回不来了，这一点洪涛现在也明白，还不是王安石不想让苏轼回来，而是他无能为力。
因为啥呢？因为自己最初就搞错了基本概念。苏轼也好、李公麟也罢，加上自己这位驸马爷，从来也没支持过王安石的变法，居然都是保守派的成员，和司马光是一伙儿的，至少也是外围成员。
这倒也解释了神宗皇帝为什么看自己这个亲妹夫总不太顺眼。大舅哥主张改革变法，妹夫在一边儿不仅不帮忙还和反对派呼朋唤友，没事儿就在驸马府里大宴宾客，所来之人多是反对派里人物。
不管是不是真的反对大舅哥改革，看在外人眼里肯定划不到支持一派里，皇帝要是能待见自己才是怪事儿。
这时还得说这位大舅哥心胸比较大，如果换成自己是皇帝，早就把这种吃里扒外的妹夫给踢出京城了，留在身边每天看着多膈应啊。
苏轼之所以会被贬黜黄州，完全是因为他在很多诗句里讽刺了新政。当王安石被迫辞去宰相职务离京之后，改革派就开始了疯狂报复。
尤其是那些支持新政的言官和御史，揪住保守派官员的小辫子就往死里整，结果苏东坡同志不幸就中枪了。要不是王安石帮着说了不少好话，估计贬的还得更远，这辈子能不能回来都得两说了。
这顿饭吃的面子丢了不少，坑也白挖了，差点把自己埋进去，总体来讲很是失败。但也不能说就一点收获没有。
大部分时间三个人并不是在讨论苏轼被贬的原因，那件事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白，剩下时间讨论的基本都是有关变法的理论问题。
按说以王诜的身份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多插嘴，而以王安石的身份也没必要在这些问题上和一个废物疯驸马多啰嗦。
但是抛去官员的身份，大家还有一个互相更为认同的共同点，那就是士人。说白了吧，大宋的官员必须先是被社会公认的知识分子，官职只是附加在这个身份上的搭配。
一个人可以不当官照样名扬四海，但如果失去了知识分子的认同，即便当了官也吃不开，走到哪儿都会被同僚、上司、皇帝排挤。
这可不是洪涛自己瞎猜的，就这个问题他在南宋时就和很多当时的政客探讨过不止一次，最终才得出这个结论。
016 僵局（）
岳飞厉害吧？战功卓著，最终为啥落得一个杀身之祸？比他更操蛋的宋朝官员一抓一大把，怎么没一个丢了性命的？
这里面的关键就是身份认同的问题，岳飞再怎么厉害，在大宋官员和皇帝眼中也是个异类，因为他不是科班出身，而是一个纯粹的武人。
他得不到宋朝主流阶级的认可，稍微犯点错误，不光没人帮你说话，还全是落井下石的，这就叫阶级认同感。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虽然这时候的知识分子有时代局限性，但他们还比较纯粹，踏踏实实做学问、用良知说话、爱惜名誉、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才是他们的最高追求。
不管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争论的只是学术问题。大家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才是对的，才是对国家有利的，并誓死捍卫寸步不让。这种争斗并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更不是为了政治利益互相倾轧，底线比较高。
其实这种争夺对国家和社会利大于弊，理不辨不明。凡事必须拿到桌面上掰扯清楚才能知道好坏利弊，不能一方说了算，别人连提意见的机会和能力都没有，这样就失去了纠错功能。
没有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可以做到永远正确，越是重大的决策就越要更多声音一起争论、推演。
不怕慢就怕错，走慢点没关系，只要方向正确总是在前进的。但要是走错了方向，走得越快越完蛋。
这种重大决策只需要错一次，就很可能抹除掉前面的九十九次正确，让国家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因为它会耗费极大的社会资源，再想改回来，还得浪费更多。
宋朝的派系斗争和党争大多是属于学术上的争论，不管输赢都不掺杂性命攸关的问题，这就让参与者的道德底线不会太低。
试想一下，如果谁输谁就会被入狱甚至杀头或者满门抄斩，那争起来还顾得上道德吗？必须是什么龌龊招数都得用出来，力求把对方先置于死地。什么脸面、节操都忘了，因为输了就是死，这就是人性。
假如压力没有那么大，输了不过就是暂时失势，就像考试考砸了回去再复习一年，把自己的学问做好还可以重头再来。
那时政客们的道德底线就会相对高一点，不会随便用那些龌龊招数。因为以后自己还得东山再起呢，名声很重要。
从王安石为苏轼求情这件事上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于没事儿就给自己捣乱、还鼓动别人一起捣乱的苏轼，王安石并没采用赶尽杀绝的手段，而是就事论事，免得以后没人再敢张嘴说话。
而保守派也一样，逼得王安石辞职不干了，保守派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司马光也没揪着王安石不放。
该认同的道理照样认同，该反对的新法依旧反对。一切只对事儿不对人，并没说王安石下台了，他的所有主张就都是错的，就都要推倒重来。
洪涛认为这一点才是宋朝最值得夸赞的地方，允许不同声音出现、不以言获罪、不搞人身毁灭的终极大招儿。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同时，保住了人性中好的一面儿，尽量抑制住人性的恶。
也正是因为王安石、李公麟都是知识分子性格，所以他们才有心情和自己这个疯驸马讨论国家大事，且不认为这是对牛弹琴。
因为纯粹的知识分子有个非常明显的属性，他们愿意讲道理，尤其是和同类讲道理。能用道理说服别人在他们眼中是最高的成就，谁不服就抓起来逼着人家低头，在他们眼中就是臭流氓和人渣，很没德性。
这次洪涛没给两位高官留任何颜面，他本身也是一个愿意讲道理而且口才不错的大喷子，也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和世界观。只要和对方有碰撞，那必须口吐莲花把对方说服为止。
而且他研究过南宋朝廷的弊端，并针对其进行过彻底的改变，还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所以喷起来就更言之有物、更有针对性和更具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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