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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提出这种“壹同天下之义”的法律起源论，目的在于使“兼相爱、交相利”上升为国策和法律，以便用国家强制力加以贯彻。他们要求上下“尚同一义”。即要求统治者与人民的是非、善恶标准都能一同于“兼相爱、交相利”。他们认为这在他们理想中的古代社会是完全可行的。但当时的现实社会却并不是这样，当时的“王公大人”根本不为人民着想，所以，他们虽主张“上同乎天子”，却没有把君权绝对化。他们拥护爱民的“兼君”，却反对害民的“别君”。而且认为君主虽然有权立法，“发以为刑政”，但必须考察其在实践中能否“中国家百姓之利”，否则便不可为“法”。
“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与“赏当贤。罚当暴”：墨家为了保证“兼相爱、交相利”原则的贯彻，还要求各级正长必须由忠于这一原则的贤者来担任。因而又提出了“尚贤”的主张。他们认为当时各诸侯国治理不好，关键在于“不能以尚贤事（使）能为政”。如果“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贤事能为政”，就能做到“民无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乱而不得治者”。因此，墨家坚决反对周礼规定的宗法世袭制和任人唯亲的“亲亲”原则，也反对维护“礼”的儒家，明确指出：“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这些人并不都贤，如果让其治理国家，“则其国家之乱，可得而知也”。
所以要想治理好国家；就必须“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只要是“贤者”，“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如果不贤，即使是贵族也必须“抑而废之”。其结论就是“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这种“尚贤”主张，实际上是后来法家要求变世卿世禄制为非世袭的官僚制的前奏。但墨家的“尚贤”不同于法家。
墨家的“为贤之道”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而法家的尚贤标准是从有功于耕战出发。由于“尚贤”，墨家在法律上也相应地主张“赏当贤，罚当暴”。如果“赏不当贤，罚不当暴”就起不到“劝善”、“止暴”的作用。为了使赏罚充分发挥威力，墨家还指出法律与道德、舆论等必须一致和互相配合。法律上的赏罚和社会上的舆论如果不一致，“上之所赏则众之所非”或“上之所罚则众之所誉”，也不可能“劝善”、“沮暴”。要使赏罚发挥作用，还必须反对徇私。做到“赏贤罚暴勿有亲戚弟兄之所阿”。这是墨家主张“兼爱”、“尚贤”的必然逻辑。墨家还提出“若见爱利天下以告者，亦犹爱利天下者也；上得则赏之；若见恶贼天下不以告者；亦犹恶贼天下者也，上得且罚之”。既奖励荐贤，又打击匿奸。这样就可做到“赏当贤、罚当暴，不杀不辜，不失有罪”。
“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与“杀盗人，非杀人”：墨家专论刑法的思想不多，最为人所乐道的，就是“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和“杀盗人（一说“人”字衍）；非杀人”。前者是作为“墨者之法”（墨家纪律）规定的。基于这一精神，墨家对于定罪量刑，特别是死刑，都很认真、慎重。一再强调“刑法正”，同时主张严格按照法律办事。《墨子？经说上》说：“罪；犯禁也。”《经说上》又说：“罪不在禁，惟（虽）害无罪。”意即只要不犯禁令（刑法），即使有害，也不构成犯罪。“杀人者死”，是反对滥杀无辜，也是对当时贵族擅自虐杀无辜的谴责。但在《墨子？小取》中，却提出了“杀盗人，非杀人”的命题。即并不反对杀盗。原因在于墨家是在维护私有制的基础上来谈“兼爱”的。他们认为盗窃行为构成犯罪。是因其“不与其劳获其实。以非其所有取之故”，因此应当受到惩罚，甚至可以刑杀。墨家虽然维护私有制；也不否定贵贱等级；但是他们主张“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反对“亏人自利”和“不劳而获”；特别是反对“富侮贫”、“贵傲贱”；所以他们要打击的主要对象不是一般盗贼，而是“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的“当今之主”。他们认为正是这些“当今之主”造成了“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的局面，因而使得人民“饥寒并至，故为奸邪”。这是墨家在经济上对劳动人民“犯罪”原因的深刻分析。
立足于“利民”的经济立法原则：墨家为了制止贵族“暴夺民衣食之财”。把“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称为人民的“三患”。而把致力于“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称为“三务”。在他们看来，为了解除“三患”、实现“三务”，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不仅要靠“兼相爱、交相利”，而且必须使整个社会的财富充裕起来。因此提出了立足于“利民”的发展生产和限制浪费的经济立法原则。其一是，“强乎耕稼树艺，多聚菽粟”和“使各从事其所能”。墨家认为贫富不取决于“命”，而取决于人们是否努力从事生产，只要人们愿意积极劳动并做到各尽所能。就能创造更多财富。因此，统治者在立法时。必须以此为指导。其二是，“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意即生产生活资料，以能满足需要为止，不应生产奢侈品和贪求享受；所有用度如不利于人民生活，便应终止。所以墨家提出“节用”、“节葬”和“非乐”等主张，反对贵族讲究排场的各种礼仪和厚葬、久服（丧服）。但他们把音乐等精神艺术也看成是徒供贵族享受的奢侈品，一概加以反对，而没有意识到劳动人民精神生活中也需要艺术。
墨家的基本思想主要有以下十点：一、兼爱——完全的博爱（与儒家的亲亲相对反，将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等等的亲人对待方式，扩展到其他陌生人身上。）
二、非攻——反对侵略战争。（战争对于败者的伤害及，伤人命、损其才，是没有意义的破坏行动。而对于胜方而言，仅仅是获得了数座城池与税收，但总的来说伤害与损失也是巨大的，所以战争是没有意义的行为。）
三、尚贤——不分贵贱唯才是举。
四、尚同——上下一心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兴利除弊。（有一说法为“上同”，认为天子是百官之首，而百姓听令百官，与上而同，此乃“上同”之意。）
五、天志——掌握自然规律。（有一说法为天子代天行政，并借由上同的观念推论出人民以天的意志而行事。）
六、明鬼——尊重前人智慧和经验。（有一说法认为墨家说鬼所为并非迷信，而是希望以神鬼之说使人民警惕，不行邪恶。）
七、非命——通过努力奋斗掌握自己的命运。
八、非乐——摆脱划分等级的礼乐束缚，废除繁琐奢靡的编钟制造和演奏。（古代音乐费时耗事，花费甚大，于国家并无生产的行为，乃无用之事。）
九、节用——节约以扩大生产。反对奢侈享乐生活。
十、节葬——不把社会财富浪费在死人身上。（儒家的厚葬耗钱财，守丧则需三年，三年过后人虚弱需要人扶才能起行，影响国家生产力，乃浪费之事。）
此外还有逻辑学等；墨子还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在力学、几何学、代数学、光学等方面，都有重大贡献，是当代诸子所望尘莫及。墨家在科学上的成就为众多学者所称赞，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认为：“先秦唯墨子颇治科学”。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