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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内阁，两月以来，屡更任命，纵非组织尽善，未尝不别具苦衷，盖共和再造，既由各方面势力构成，故组织政府不能专就一方面人才为限。用之期于适当，取之不出一途。变乱纷纭之后，要以安人心定全局为先，不宜对一人一事而有偏议，切望诸君共体时艰，将来征求同意时，勿绳严格，俾收共济之效，相互提携，造成法治国家。至民生国计，经纬万端，议事有暇，更望时常接洽，俾得流通，免生隔阂。元洪不敏，惟与诸君子相见以诚，合力同心，共匡大局。”
国会议员很满意于黎的这种态度，认为过去袁世凯时代用外交手段对付国会，又以强盗贼匪对待议员，因此导致总统府和国会之间关系万分恶劣，今天黎元洪既然相见以诚，议员当然以诚意报之。
国会复会后，政党活动变成了短兵相接，进步党人在袁死后提倡“不党主义”，所以在参加内阁中，只有一个范源濂。
至于国民党方面，左派的中华革命党原是革命的秘密团体，主张采取激烈的革命手段，所以在国会中没有吸收分子。至于欧事研究会也慢慢地消灭了，乃由张继以“张寓”名称暗中纠合同志，后来挂出一块招牌名为“宪法商榷会”。不久宪法商榷会又分为三个派系。
一、客庐系以张继、王正廷、吴景濂、谷钟秀、张耀曾等为主。
二、韬园系，以旧进步党人新附于国民党之孙洪伊及丁世峄为主。
三、丙辰俱乐部可以算做中华革命党的化身，以林森、居正、田桐为主。
不久，客庐系中的谷钟秀、张耀曾脱离客庐而组成政学会，丙辰俱乐部与韬园两派又合组为民友社，商榷会又改为益友社，益友社又改为政余俱乐部，以王正廷、褚辅成为主。
总之重开国会对李默涵来说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李默涵知道这届国会到了明年就会被黎元洪解散。但是作为山东督军他也不能不参与，于是山东方面出席的参议院议员有：揭日训、尹宏庆、王凤翥、刘星楠、萧承弼、丁世峄、安鹏东、马荫荣、张鲁泉、陈德俊。
出席的众议院议员有：周庆恩、刘昭一、盛际光、魏丹书、周廷弼、于恩波、金承新、杜凯之、于洪起、彭占元、丁惟汾、刘冠三、史泽咸、董毓梅、艾庆镛、王谢家、张玉庚、阎与可、曹瀛、周祖澜、郭广恩、王之籙、王广瀚、袁景熙、于元芳、管象颐、张瑞萱、李元亮、于均生、周嘉坦、邓天一、赵正印、王志勋。
不知道是不是听了李默涵的话之后有所醒悟，平素以笔杆为武器的进步党领袖梁启超也想在西南地区建立私有武力，这可以从梁启超给他信徒的信中看出这种野心：“吾侪自命为稳健派者，曾无尺寸根据之地，惟张空拳以代人呐喊，故无往而不为人所劫持，无时不为人所利用。”
进步党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组织，只是通过梁启超和蔡锷的关系，在四川和贵州有点力量，后来由于岑春煊和陆荣廷的关系而在两广有点力量。梁启超很想把四川、贵州和云南变成进步党的根据地，建立武力基础，把进步党变成一个有实力、有根据地的党派，以便在中央争取更大的权力。
梁启超在袁未死以前，就想巩固进步党在南方的势力，又想以川、滇、黔为活动的基础。他在5月14日致蔡锷的电说：“此役结果，最低限度，亦须造成南北均势，否则无以对死事先烈也。”
又在致蔡锷的第五书说：“此时优在亡秦，虽云艰瘁，然有共同之向心，尚可力图控抟。神奸既殛之后，人欲横流，……过此以往，则为演水帘洞、演恶虎村之时，决无我辈插足之地，惟有与吾弟共艰苦于卬蜀滇爇间，冀庄严此土，为国人觅一遗种地耳。……”意思就是想用蔡的力量，据川、滇、黔为政治改革的小地盘。
但袁世凯一死，他的“造成南北均势”的思想，立刻消灭，却极力与段祺瑞联络，主张速撤军务院。及蔡锷因病去美国治疗之后，他“庄严卬蜀滇爇”的思想，也消失了。不过仍想扶植戴戡入川，以承继蔡锷。
总之军阀和割据的局面就是在这些问题中逐渐形成的，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对这个形式认识的最清楚的，恐怕就是李默涵了，所以他一面资助那些参议院、众议院的议员们北上参加国会，一面却努力地在山东站稳脚跟。在做好经济和军事上准备的同时，李默涵也开始积极地扩大国家党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他对一批即将派出山东，到全国各地建立党支部的政工人员说道：“虽然我们的军队暂时不能走出山东，但是我们的思想和精神可以。因为，思想和精神是无法被禁锢的。”
196。扩大影响（）
作为一个后起且组织严密的政党，国家党需要一个机遇，在全国范围内打响自己的名气。很快，这个机遇就送到了国家党的面前，那就是老西开事件。
事情的缘由要追溯到1861年的时候，天津法租界成立于1861年，初期范围包括海河西岸、紫竹林村附近的439亩土地，西南面以海大道为界。在1900年庚子事变中，法国参加八国联军，占领天津，11月20日，法国驻天津总领事杜士兰宣布，天津法租界向西南方扩展到墙子河（今南京路），使该租界面积扩展了4倍，达到2360亩。一年多以后，1902年法国试图再次拓展天津法租界，法国驻天津领事罗图阁照会天津海关道唐绍仪，要求将墙子河西南方，面积达4000亩的老西开地区划入法租界，唐绍仪不予理会，未作答复。
不久以后，1903年1月14日，天津英租界成功地越过墙子河，向西南方扩展，直到海光寺大道，得到面积为3928亩的推广界使天津英租界的总面积达到6149亩。因此，天津法租界受此激励，仍在等待机会，继续向西南方扩展。
1912年，梵蒂冈教廷颁发诏书，宣布从直隶北境代牧区分设直隶海滨代牧区，主教府设在天津三岔河口的望海楼教堂。首任主教杜保禄（法国遣使会会士）认为望海楼教堂地处天津旧市区，不便于今后扩展，于是在紧邻天津法租界西南面的老西开地区购买了一片沼泽洼地，兴建新的主教座堂——西开教堂，并在教堂附近陆续开办了西开小学、若瑟小学、圣功小学、若瑟会修女院法汉学校（今21中学）和天主教医院（今妇产科医院），形成一大片教会建筑群。教堂本身位于华界，大门正对着天津法租界内的福煦将军路（滨江道）。教堂侧面是同时建造的法汉学校（现为天津第二十一中学），后面是教会医院（现为天津妇产科医院）。
1913年8月，西开教堂破土动工，天津法租界工部局声称保护教堂，派巡捕进驻该地区。天津警察厅在华法交界墙子河上，从法租界通往老西开所必经的张庄大桥（木桥）派遣9名警察驻守。这样，在老西开地区形成中法两国警察相互对峙的局面。
对峙局面维持一年后，1914年7月，法国驻天津领事宝如华致函直隶交涉署，主张由于中国方面未答复法国领事的照会，后来对法租界在老西开派设巡捕、修筑道路也未提出异议，即表示中国方面已经默认了老西开地区为法国推广租界，因此要求中国方面撤走警察。对此直隶交涉署予以反驳。
1915年9月，天津法租界工部局在老西开地区散发传单，要求当地居民向租界当局纳税。
1916年6月，老西开主教座堂及其附属建筑全部竣工，教会机构正式迁入。法租界工部局遂在教堂前方今独山路、营口道和西宁道之间近50亩的三角地带安插法国国旗，设置界牌，表示此地已划入法租界，并派安南（越南）兵把守。中国官方未作明确表态。10月17日，法租界工部局向直隶省发出最后通牒，限中国在48小时内让出老西开。
10月20日晚，法国驻津领事带领法租界巡捕和安南兵，将驻守张庄大桥的中国警察缴械拘禁。
国家党党员们立刻抓住了这个时机，发动天津市民进行大规模抗议活动。10月21日，维持国权国土会发动数千人举行示威，赴直隶省公署、交涉署和省议会请愿。国家党的党旗和中国的五色国旗一起在天津的大街小巷上飘扬。
10月23日，天津商会决议，抵制法国银行所发行的纸币，抵制法国货，并请政府致电法国政府，要求撤换法国驻华公使。10月25日，八千余名各界人士举行公民大会，决议通电全国与法国断绝贸易，中国货不售与法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