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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绅大户是即要合作又要限制的对象，现阶段，我们要和他们合作。长远来看，不愿意接受我们为他们安排的新体制的大户都是属于被消灭的对象……”
唐糖问：“了解、改造、消灭，是这个意思吗？”
“基本上正确。”熊卜佑夸奖她，这个女孩子悟性还不坏，“我们面临的问题很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总而言之，要寻找符合我们长期利益的合作者，促进他们的转变。”
缙绅大户，是乡村基层中即独立又掌握着基层行政、经济权力的阶层。穿越集团要改造乡村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环境，即要依赖他们，又要消灭他们。这是元老院的共识。
所谓消灭，并非是简单的**消灭，而是利用社会和经济手段上促使他们转化。从简单的租佃地主变成经营性地主，包括转化为工商业者。这个阶层拥有庞大的财力，而他们能够积攒起财富来多半也有一定的经营能力，只要引导得当转化起来还是相当快的。元老们期望当地的地主大户能够转化为第一代民营资本家，将他们埋藏在土里的财富变成真正能够流通的资金。
“是，督公在会议上和我们做过专题讲话。”说着她掏出一个小笔记本：
“……我们现阶段的任务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尽快的将政权在最基础的级别上建设起来，做到村村有干部、有警察、有政权机构……”
“没错，你开会很仔细么。”熊卜佑随口夸奖着，心想这女孩子还真上心，看来也不是绣花枕头一般的人物。老熊一贯认为人有没有本事问题不大，关键是肯不肯上心去做一件事。
按照民政委员会的计划，利用澄迈大捷之后民心的转变机会，在外县渗透接受县级政权，而在临高，全面推行政权下乡下村的活动。
现在他们已经在公社体制下健全了各村的基本政权，下一步就是要对全县的其他村寨进行政权建设。杜雯和董薇薇对十三村地区进行的政权下乡已经取得了效果，村级政权全面建立起来。
关于村级政权如何建设的问题，政务院、元老院召开过好几次专门的讨论会。最后成型设计的村级政权是按照旧时空的模式的翻版，不过针对本时空的情况进行了一些改变。
政务院大致确定：县作为未来穿越国家的基本单位，而县以下由三级政权组成――县、公社和标准村。
其中标准村是最基本的政权机构。而公社担负着直接领导控制各个村的职务。大部分的行政事务将通过公社来下达和完成。
大体上，每个村有村长，村长下面有一个村委会，村委会有生产组长、妇女组长和民兵组长三名常委组成。这四名“村级干部”不受薪，但是享有补贴。这四名“村级干部”的人选，直接由上级部门指派，可以是本村人也可以是外村人。
村干部不采用选举制，元老们认为在现阶段采用选举制是毫无意义的，农民对选举这一新鲜事物了解很少，不懂手中的权力，也不理解公职的意义。很容易造成村级权力被窃取。
“……农民一般都不大愿意出头，这是乡村民主的一个特点，”做过很多社会调查、田野调查的方敬涵在讨论会上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不仅是害怕担负责任或者担心利益受损，还有一种害怕被嘲笑的情绪在内。”
从历史上的经验来看，不加任何指导的完全采用村民选举，反而会让许多爱出头的所谓的“能人”占占据村干部的位置，他们或者能说会道，或者是村里的泼皮无赖，靠着恐吓或者诱骗的办法迫使村民选举他们担任公职。这在旧时空是屡见不鲜的基层弊病。
根据杜雯在十三村地区的经验，由工作队接管村政，初步建设起村里的基本组织，然后从积极分子中逐步甄别培养出干部是最为合适的办法。不但可以确切的考察每个人的状况，而且在建立基层组织和行政上也提供了一个示范，避免了水平不高的村干部的想当然的执行。
除了村干部之外，每个村有一名驻在警。驻在警不是本村人，由县警察局统一指派。驻在警一旦任命就携带家眷在当地安家落户。驻在警不受村委会的指挥，他直接受上一级警察部门的领导。他是一名真正的公职人员。
最后，每个村还有一名“村代表”，正式的叫法是县咨局委员。委员同样是指派而非选举产生的。其职责是每个月到县里参加县咨局的会议。直接反映村里的状况和村民的要求。他同样是由工作队选拔出来的，而不是选举产生。县咨局委员不是公职人员，也不受职务津贴。
按照民政人民委员会的设计，县咨局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意机构，它并非县议会，只是一个用来让乡村的精英阶层表达自己观点和阐述农村状况的平台。其成员只享有一定的社会荣誉，并不享有实际的政治权力。他们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看法，提供各种意见和建议，同时提供了一个监督村政的渠道。但是仅此而已。
这样就形成了村级政权三条线的垂直管理，首先从体制上进行了互相的钳制，避免了村长一个人或者勾结村委会独揽大权。
“难道他们就不能互相勾结在一起么？”有人提出了质疑。
“当然可以，但是这个体制下，通过各方互相勾结来独揽村政大权会变得成本高昂。以至于掌握一个村子所能获得的**收益不能弥补这种勾结所需要的开销。”负责机构组织的组织处处长明朗说道。
（未完待续）
第一百零五节 瓦解工作（）
为了进一步让这三条线不能勾结在一起，除了他们之间的公职身份不同之外，政务院还在《在基层政权建设指导意见》中注明，每个村里的县咨局委员一般选择当地的缙绅或者地主，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就以村里的工匠或者小商人充任，因为他们的利益诉求和普通农民不一样。
这个体制的初衷是尽可能的遏制村级政权可能产生的各种“乱相”。有一定社会经验的元老都知道，大凡需要“维稳”的突发性社会事情，很多都是从基层的小事情引起的。一点小小的不公正，一个连正式身份都没有的所谓“官”，利用手中很小的权力为非作歹，多吃多占……一点一滴的积累起基层群众的强烈不满，最终演化成骚乱。
除了村级政权建设之外，政务院还有一个野心勃勃的对村落本身布局进行全面调整的计划。具体说来，就是分户并村。
分户的思路是减小每户的人口数字，而并村则是将较小的村落集中成大村落，便于行政管理和控制。
村落太小，必然会造成村子经济的自然化倾向，人力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和管理。这是企划院不愿意看到的。执委会的元老们尽管各自政治倾向不同，但是对最大限度的控制和使用人力均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他们从大陆上移入的移民已经按照这样的思路被安置了，被安置在一个个按照统一模板建设起来的标准村里，每若干个村又被一个按照标准模板建设起来的公社所管辖。户口、档案、群众组织，每个人都被有效的控制着，几百名脱产或者不脱产的干部从上到下的控制着整个体系，高踞其上的是民政人民委员会。
借助这个严密的控制体系和电报电话系统，一个指令从百仞城发出到最末端的村级政权的齿轮开始运转，用不了半小时。这次反围剿作战中这个体系在动员人力物力方面表现出了很高的效率，这也使得元老院和政务院坚定了原先的“全面贯彻新体制”的决心。
接下来就要轮到临高当地的原住民了。在元老院的会议上，民政人民委员会关于“全面推进新社会体制”的提案获得了通过，随后由马千瞩签署了中央政务院第390号令，授权民政人民委员会对临高的土著村落进行新体制建设。
唐糖随着熊卜佑到了县办大院，这里正要召集会议，讨论政权下乡的具体事务。未来的工作队队长们正三五成群的聚拢在院子里的各个角落聊天说话。第一批十个工作队已经建立起来了。每个工作队由十五到二十人组成，全员配备武器。队长由有志于民政事务基层工作的元老们担任。按照社会调查部主任杜雯的指示，每个工作队至少要有二名元老。以便“互相监督”。队伍里还要配备专职武装队员和卫生员。
所有在小灵通通话范围之外工作的工作队至少要携带有一部能够叫通附近营地的大功率的对讲机，以确保在发生骚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