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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武阳在明白了周怡的来意后，内心多少有些迟疑。
周怡儒雅潇洒，待人温和而真诚，同时周怡又如实告诉潘武阳，中央特科对待他的态度，最终化解了潘武阳心中的疑虑和恐惧。
潘武阳表示愿意重新为党工作，只要党不嫌弃他，还信任他。
周怡带着潘武阳，见到了北平特科负责人吴成方。
吴成方认真分析了当时形势，对潘武阳指出：
“北平特科是在上海中央特科遭受灭顶之灾，特科成员遭逮捕、杀害的情况下组建起来的，环境远比过去恶劣得多，各地共产党人大批被屠杀、关押，你在敌人手里有案底，再回来工作，风险可能比以前还大，要有心理准备。”
对于吴成方担心的问题，潘武阳已经严肃地思考过了。
从苏联回国后，他得知中央特科不少同志被捕被杀，幸免于难的也都远避他处。这个时候逆潮流而动，无疑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但是，潘武阳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执著信仰和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往热爱，他在脱党两年多后，又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中。
重新为党工作，让潘武阳从里到外都变得明朗起来。
潘武阳在特科指导下，逐渐改变书生气，有意识地在待人接物中，培养着自己深藏不露的练达和城府，以适应情报工作的环境。
为了保护潘武阳，北平特科指定，在北平特别市公安局工作的特科成员杨青林单线与潘武阳联系，潘武阳获取的情报，全部经杨青林转交党组织。
当北平特科得知，戴笠曾经托人找过潘武阳，特科同意他与戴笠拉上了关系。
同戴笠联系上以后，戴笠即邀请潘武阳去南京做客，潘武阳欣然前往。
果不出所料，戴笠想拉潘武阳进入复兴社工作，潘武阳按照特科叮嘱，对戴笠说，“奉系中的老朋友已经收留了我，不好这么快就弃旧就新。”
戴笠见留不住潘武阳，只好约定今后可以合作，互相交换情报。
叛变后的李渤海，是东北军里非同凡响的人物，他被少帅张学良任命为奉系东北宪兵教练处中校教官等职。
潘武阳想要搞军事情报，少了李渤海肯定是不行的，为此，潘武阳与李渤海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李渤海尽心竭力帮助张学良，在东北建起了情报网络，得到了张学良的加倍重视和重用，被调到张学良身边工作，委以北平绥靖公署参事职务。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逐渐倾向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张学良向李渤海询问共产党当前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等问题，并向李渤海索取对中共的态度和对策等。
李渤海已经脱离共产党多年，他无法回答张学良的问题。
于是，李渤海向潘武阳讨教。
潘武阳立即把情况汇报给特科，吴成方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于是指示潘武阳告知李渤海一些党的情况，并且帮助李渤海给张学良提建议当参谋。
在不断接触中，李渤海逐渐意识到，潘武阳背后有中共组织的支持，两人心照不宣，彼此各取所需。
第0160章 取得信任（）
1934年1月，张学良从欧洲考察回国，被蒋介石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
化名李天才的李渤海，担任了“剿总”政训处的少将副处长。
李天才迎合张学良对共产党革命理论产生的兴趣，顺势把潘武阳作为马列主义学者推荐给了张学良。
于是，潘武阳便加入了张学良的东北军。
张学良很快喜欢上了年轻精干的潘武阳。
潘武阳的博学和见解，让张学良折服，张学良把他从北平调到武汉徐家棚“剿总”司令部，潘武阳从此留在张学良身边工作。
李天才在武汉“剿总”司令部里设了一个机要组，自己亲自任组长，把他信得过的人全部安插在里面。
李天才安排潘武阳当了机要组的中校秘书，负责电讯处，这个岗位几乎可供潘武阳毫无遗漏地获取武汉“剿总”的军事情报。
张学良对工农红军前四次反“围剿”取得的胜利感到不解，特别是他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后，从东北军抽调了八十多个团的兵力，“围剿”鄂豫皖根据地，却被徐海东领导的红25军打得落花流水。
张学良很困惑，不论是武器还是装备，红25军都远远不如他的东北军，却让他接连吃败仗，让他的“围剿”计划一败涂地。
张学良认为，很有必要对红军何以如此强大作一番研究，同时，他这样做，在心里也有着自己的小九九，那就是能不能联共抗日呢？
丢失东三省，一直是张学良心中的疼，他渴盼着联系一切武装力量进行抗日，能尽早收复东三省。
张学良内心深处很想联络红军，共同抗日。
在这种背景下，张学良责成李天才，详细搜集有关红军的资料供他分析研究，以了解红军的内幕。
李天才心里非常明白，潘武阳能完成这项任务。
于是，李天才把了解红军的任务，交给了潘武阳。
潘武阳在北平特科的支持下，组成了一个编写班子，把红军一些能公开的资料，例如武装理论、建军历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领导人物、重大事件等排成词条，按着词典的编纂体例，只用了一周时间就编写成一本小册子，取名《匪情辞通》。
小册子编撰好以后，李天才亲自带着潘武阳，去面见张学良。
张学良审阅了《匪情辞通》之后，感到非常满意，亲自写了序，命令印刷下发部队，他自己也随身带上一本，不时翻阅。
潘武阳顺理成章地被李天才推荐给张学良，成为了张学良的老师。
张学良学习马列很认真，潘武阳讲解得也很用心，张学良开口闭口称潘武阳为“老师”，当着别人的面也是如此。
从此，潘武阳赢得了张学良的尊敬和信任。
潘武阳在这个位置上，获得了为党工作的很多便利条件，他还借机把苏联塔斯通讯社北平分社记者、共产党员刘尊棋引荐给张学良。
刘尊棋与潘武阳同在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工作过，作为苏联塔斯通讯社北平分社的记者，刘尊棋如果能顺利采访到张学良，将对促进张学良反蒋抗日非常有利。
刘尊棋从北平赶到武汉，见到张学良的时候，潘武阳正在给张学良讲课，张学良指着身旁的潘武阳给刘尊棋介绍说：“这是我的老师，他在教我学习《资本论》。”
“呵呵，少帅，那可是共党的圣经，你不怕中毒？”刘尊棋给张学良开着玩笑说。
“哈哈，中毒？这种毒多中点好，对思想有好处。我看《资本论》不是毒，那是思想的补品！”张学良爽朗地笑了笑回答道。
“那少帅可要好好感谢你思想上的营养师潘武阳先生了。”刘尊棋说。
“那是自然的！”张学良点了点头。
到张学良身边工作后，北平特科交给潘武阳的任务，一是争取张学良反蒋抗日，二是获取重要军事情报。
1934年1月下旬，蒋介石镇压了与他决裂的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后，重新又集结兵力对中央苏区展开进攻。
国共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开始进入决战的关键时期。
进入10月份，红军的反“围剿”战斗愈来愈惨烈。
为了彻底剿灭红军，蒋介石的军队向美、英、德、意等国大量借款购买武器，并聘请外国军事顾问和专家，帮助出谋划策。
同时，蒋介石调集重兵，用于直接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到50万人，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行营，直接指挥第五次“围剿”。
张学良被蒋介石任命为“剿总”副总司令。
第五次“围剿红军”的行动中，潘武阳将“接触”到的“剿总”军事机密，源源不断地传递给北平特科，北京特科又及时电告中共中央，或者设法通过秘密交通线传到苏区。
所以，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红军经常不失时机摆脱危险境地，转败为胜，潘武阳的情报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由于中共临时中央，继续推行左倾军事冒险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致使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以至反“围剿”后期完全陷入被动地位。
中央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被迫踏上了慢慢的长征路。
身在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