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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越南临近广西广东，边境一带的交通潜力其实要比中缅边境强上很多。我们或许有一天有条件在中越边境集中十来个军二三十个十旅一字排开的展开行动，中缅边界未必有这条件。而且最重要的：越南虽然纵深很大，可是其文明的心腹却在临近我们的北方。缅甸不同，不但中缅边境情况复杂，而且它的核心耕地地带乃至文明的重心在南方。气候带来的人文地理不同也会让缅甸的发展、繁荣，乃至发展繁荣带来的文明病都会延缓许多，它有可能长期处于比较能够保持一定战斗力的半开化状态。”
说到这里的时候，萧轩也想到缅甸在现代的历史：曾经的缅甸政府军可以打的冷战时期的缅共武装没有脾气，可是在二十一世纪初，就是拥有绝对优势的力量面对缅北民地武都鸡毛鸭血。美军在叙利亚拥有绝对的技术优势和武器装备优势，却不敢如同俄罗斯人或者伊朗人一样亲自上阵深度的下棋。文明发展和进步，在人工智能兵器真正成熟之前，终究会带来一个军事表现上的脆弱期，让哪怕军事大国在贫穷落后民风淳朴的第三世界面前都没有什么无限的军事自信与底气。
这些现象也让萧轩在随后下定了最终征服缅甸南方的决心。如果缅军的战斗力和实力完好，并且还没有被绝对优势的武力打出心理阴影，或许用国内称不上是十分精锐的普通军事力量来进行作战会面临不少的问题，可是经过自己这一轮打击，相信之后的行动应该比会有太多的波折了。尤其是此时的缅甸还没有从西洋人那里获得大量燧发枪的情况下。
就这样，在崇祯十三年春季来临的时候，萧轩率领的精锐队伍进行了一轮扫荡之后，国内抽选出来的四万精兵再一次对缅甸展开了远征，并很快在雨季来临之前就占领了整个缅甸南部，在这个过程中驻扎在缅甸一带的兵力也逐渐增加到了八万人之多，春耕时期血腥的清剿加上雨季时候带来的各种疫病，让曾经经历过不少战争，人口刚刚不过恢复到接近三百万人上下的东吁政权再次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在残酷的压力之下不少人逃亡到了天竺、暹罗等地区或是在逃亡的路上死去、在抵抗中死去。态度相对恶劣并且抵抗情绪很强的老弱妇孺也有不少人在随后的清剿作战中伤亡损失。
与此相伴随的，是整个西南地带不少地方也展开了改土归流，王权在之前两年的巡查中空前加强的情况下对外征战也在崇祯十三年来临的情况下越来越多起来。
通常的情况下，边功总会带来各种各样的负担，不仅仅是战场上的直接风险乃至损耗，还有不少基层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额外成本。
可是这一轮开始的针对南洋一带的军事行动却没有带来哪怕之前西征时那样的效果，经过之前的震慑没有太多的人敢于趁机加派捞钱了。而且从东瀛、从马尼拉、从巴达维亚，甚至从美洲等地之前进行的征战所掠夺而来的金银财富甚至粮食和财物本身带来的总共超过两千万两的收入不仅超过了之前几年在战事上的花费，还带来了不少盈余。
本章完
第437章 社论（）
似如历史上，整个崇祯十三年的年景仍然十分不好，接连不断的坏年景进入到第三个年头，就连这些年来重新恢复天下粮仓地位的苏松等地也遭遇了规模不小的水灾，北方等地虽然没有早年级别的大旱，可旱灾伴随着蝗灾仍然肆虐。在历史上的这一年，以三饷加派压下来的农民运动伴随着北方边患的增加重新愈演愈烈起来。
只是在此时此刻，这一切似乎都已经物是人非了。经过十年内连续三次内部戡乱战争和无数次小规模的内耗、平乱，名义上仍然是明朝的整个构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浴火重生，整个统治构架乃至政治基础都发生了比寻常改朝换代更有甚之的换血。天下的财富和阶层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同时，崇祯十一年到崇祯十二年接连不断的“出巡清洗”让原本十分潦草而简陋甚至十分不成熟的政治构架至少在短时间内能够变得高效起来，所有的这一切，让很多不少地方的灾害即便出现大规模的流民和动荡，也能很轻易的化解在其他没有受灾的地区当中，除了不可避免的财产损失之外，人员损失乃至整个社会感受到的压力都没有以前的水平。
也就在这个时候，面向大众的传媒《中央月报》也发表了萧轩亲自署名的文章：天有其道，人定胜天。毫无顾忌的展开了对所谓“天人感应”学说的批判。并认为自然界的一切运行都有其自己的规律。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但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明月的时候天下依旧会有无数的悲剧，以前风调雨顺的年景依然会有暴虐的乡绅豪强制造无数人间悲剧。上天如果需要以无数百姓的人命来示警，那就是无道的表现，如大禹一般贤能的君主总能带领百姓扫平人间的祸根最大限度的降低天灾的危害。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才是世间永恒的规律。
如果这样的话在以前去说，恐怕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说不定还会有一些专门被引导来京的灾民们乃至流民图之类的东西被奉献上来。可是这几年却因为种种原因是许多反差太过明显的几年，明明年景连年大灾，可是因为彻底的除旧革新乃至海外利益等各种整肃与外财，大众的民生状况虽然恢复不到几十年前最为突出的时候或者向最好的地方看齐，可是带来的变化却开始让一切打算拿连年天灾说事的人相形逊色。
萧轩因此也就毫不客气的穷追猛打，在秋收之后临近新年的月份署名发表了第二篇社论：谁是苦难的根源，毫不吝啬的指出寻常天子难以管束察觉到的中下层管理、贵者富者的附庸是苦难的根源。西周春秋战国的百姓之苦不在战祸，而在贵族。两汉三国的绝大多数动荡不安不在天子的奢靡，而在豪强世家与门阀。唐宋以来的民间疾苦三分天灾兵祸，七分乡绅权贵；明代以来，正是君权的旺盛才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乃至宗族集团在很大程度上被遏制。可是宗室腐朽、文武衰败，只有来自人民的力量并真正的实现文彦博的反话：天子与人民共治天下非与权贵者共治天下，才能在最大的程度上确保天下的利益。。。
这种所谓的“君主至上论”，二月河辫子戏式的“唯皇史观”萧轩也曾经有些不以为然，觉得在现代人看来这是封建余毒，是“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愚民思维”。可是只有自己这些年来的体会并仔细的反省从近代到现代的不少东亚社会及其历史才发现：就算是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君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那些人均资源根本无法同美利坚或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之类的普通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不可缺少的利益体系平衡中的一环。或许在儒家式的封建社会乃至中国古代那样的落后条件下，它是很对“费拉不堪”的根本原因，可是在向近现代快速过度的时候，又有几个文明能够十分自信的摆脱对所谓“明君”的依赖呢？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可以保证文明的兴起，文明同人的成败一样，很多时候靠的就是这种看起来不靠谱的运气。恐怕这一点也是萧轩印象中很多历史架空里还有很多议会流、民主流、宪政流，可是到了后来就风气有所变化的原因吧。
至崇祯十三年，财政体系也开始有了与以往明显的不同，在天灾不断的情况下。财政收入从过去的折合五六千万百斤粮价增长到八千七百万百斤粮价，虽然不敢说整个社会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可是在这连续用兵并且遭受不少天灾的情况下，却实现了财政收入的第一次相对平衡，相比折算九千一百万石粮价的开销，透支减少到了四百万左右的规模。
这当中从司法到行政，再到行政等“政治统治成本”并没有减少太多，甚至相比若干年前还增加了不少大概，大概有两千五万百斤粮价左右的成本去供养总数多达三十万上下的内外情、法堂、基层吏员；不过相比以前大多数时候的王朝，海内地区的军事负担在连年对外开战的情况下反而大幅度的降低了，因为近代化的军事制度可以让大多数情况下的堪战比例高不少，空饷数也减少不少，仅仅两千万百斤粮价供养起来的总数多达三十五万人上下的陆海军就有效的实现了内政和外战方面的不少作战任务。
这样的情况下，萧轩也就有了多达三千万两百斤粮价的资本用于教育、工商投入与重奖等各种支出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