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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会损于我们七亿人民的形像，所以，我赶忙用手把脸捂着，不让他们照。他们见我不让拍照，就用中国话对我问话。
一个日本人对我说，‘你不是个军人，你是红卫兵。’我本不想理示他，可听他说这话，我不能不回答他，否则，就是默认。我毫不客气地反问他说，‘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军人，是红卫兵？’他说，‘你才只有十几岁，还不到当兵的年龄。’我指着那个苏军小个子看守对他说，‘你问他，看我是军人还是红卫兵。’于是，日本人就用俄语跟小个子看守说了几句话，然后，对我点了点头，说，‘你这小的年龄，应该上学，而不是当兵。’我说，‘我想当兵，保家卫国。’然后又说，‘你们日本鬼子就侵略过我国，不知杀了我们多少人，抢了我们多少东西。如果我们都不参军，不保家卫国，那我国人民就会再次成为你们的亡国奴，被你们任意枪杀。’日本人听着这话，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时，又一个外国人用中国话对我说，‘我是法新社的记者，我想问你，你们跟苏联人对抗，不怕他们有原子弹？’我说，‘他们有原子弹，可我们有用**思想武装的精神原子弹，威力要比他们的原子弹大得多。’
接着，又有人问我，‘你是怎样被苏军俘虏的？’我一听这话，感到十分地羞辱，不想回答他的话，就把头朝被子里一钻，把头蒙了起来。
等记者们离开后，小个子看守就坐在我的对面，用十分生硬的中国话对我说，‘你叫袁国孝？’我摇了摇头，用英语对他，说，‘不，我叫李道致。’因为我在学校时学过几句英语。小个子苏军点了点头，说，‘喔，你叫李道致。’”
第八章：我不想活着（）
第八章：我不想活着
“苏军开始审讯我了。审讯前，他们来了几个军人，进到我的病房，其中一名军官模样的中年人对我说了几句话。翻译就对我说要我准备一下，马上要去接受审讯。我想了想，就说，‘你们要审讯我，但必须答应我四个条件。’
翻译问，‘哪四项条件？’
我说，‘第一是还我**语录，第二是我要见一下战友，第三是还我的军装，第四是还我的枪支。’
翻译把我的话说给了那个军官，那个军官瞪着眼睛朝我歇斯底里地吼了一阵，然后，又让翻译对我说，‘你要记住的身份，你是我军的俘虏，我们不会答应你的任何条件。好了，准备一下，马上走。’
我知道这事由不了我，但我心里却说：你们别想从我这里得到任何回答。
因为我脸上缠着纱布，右胸扎着绑带，不能动弹。只能让他们的人来给我穿那套病号服。这时，我已经不能再拒绝穿这套衣服了。因为我没有别的衣服穿，总不能穿着短裤去接受敌人的审讯。穿好衣服，我被他们从床上扶起来。我对他们喊道，‘走开。’他们见我对他们横眉冷对怒目而视，也就没再靠近我。
也许是我的病情还依然严重，也许是这些天来一直都睡在床上，所以，当我刚从床上下来时，就感到眼冒金花，头晕目旋，在地上站不稳，象要昏倒在地，但我硬是扶着床边，让自己不能倒下。苏联军人见我脸色苍白，身子虚弱，满头汗水，就示意让我先坐下休息一下。可我却说，‘不用了。’
苏联军人围绕在我身边，带着我从病房里出来。我象许云峰和江姐赴刑场一样，做出一副大义凛然和视死如归的样子，扶着楼梯的扶手，从三楼一步一步地下着楼梯。下到了一楼。我看到在一楼的门口，停着两辆军用吉普车。他们让我进到了前面那辆吉普车上，旁边分别有人在看着我。
车在空旷的原野上行驶着，我就想着他们会怎样来审讯我。我看过许多敌军审讯革命者的电影，其中对《在烈火中永生》的印象最深。敌军审讯革命者时总是无所不用其极，钢鞭抽，烙铁烙，坐老虎凳，灌辣椒汤，这些都是少不了的。对这些，我能撑得住吗？我不住地问自己。但我告诫自己：哪怕就是皮开肉绽，粉身碎骨，都不能屈从低头。反正我早就不想活了，如果真是让他们打死，我也如愿了。如果真地受到酷刑折磨，我就要打碎房间墙壁上的灯泡，触电身亡。这个想法是我偶然看到墙壁上的那个灯泡时想起的。因为我在学校上学时，就有个学生因为不懂电，用手触摸了电源给电死了。
“车行驶了大约四十多分钟，进到了一个军事驻地。里面到处都是军人，还有许多大小军车。车停在了一栋大厦前面。军人让我下车，就带着我进到了大楼里面。从大门进到过道，在过道上走了几十米，又拐了一个弯，进到了一个房间里。
出我所料的是房间里并没有那些给受审者用刑的刑具，也没有那种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气氛。房间并不很大，就跟平常的办公室差不多，摆着一张办公桌和几把椅子。办公桌对面有一把受审讯者坐的椅子。但房间里还套着一个房间，但里面的房间关着门，有个窗口朝着外间。通过窗口，看不见里面，但我想里面肯定能看到外面。
军人们把我带进审讯室，便立在一旁。那个负责的中年人指了指对面的椅子，示意让我坐在那里。我就坐在那把椅子上，把头扬得很高，看他们怎样审讯我。不一会，又有一个职位比较高的年轻军官进到了屋里，往主审的椅子上一坐，向其他人点了点头，示意审讯开始。我也感到屋里的气氛开始沉重起来。
主审开始向我问话，坐在旁边的翻译就给我翻译着。
‘你这样小，还是个孩子，一定很想爸爸妈妈吧？’
我说，‘我是很想爸爸和妈妈。’
主审就说，‘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我不想回答。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的名字。
主审又问，‘你多大年龄了？你这么小的年龄就当了兵，是被人强迫的吧？’
我还是那样，一动不动地看着他。只当他是在跟木头人说话。
‘你在哪个单位，单位里有多少人？’
这可是属于军事机密，打死我也不能说。我嘴巴闭得很紧，毫无表情地与主审对视着。
主审见我昂着头，啥话也不说，对旁边的军人说了一通话，然后，把桌上的皮包一收拾，起身走了。我想他们肯定会动用刑具来逼我回答。可是，那个翻译竟对我说，‘审讯结束，回医院。’我大梦初醒一般，感到有些不可思议，难道他们那么远把我带到这里，就是为了问我这几句话？
回到医院，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心想哪天战友或是别人问起我：苏军在审讯时都问了你哪些话？我该如何回答？我要是如实说来，他们肯定会不相信，甚至会对我有怀疑，以为我不肯说实话，想有所隐瞒。
那天，我绝食了，要求能见一下我的那三名战友。自从从列车上下来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们。现在我可以下地走动了，很想能见见他们。可是，苏联人对我说他们三人因伤病过重，已不治身亡。我不相信，说他们在欺骗我。可翻译对我说，由于裴映章的脖子被贯穿，伤势过重，没等列车到站就已经没了气息。景长雄是脑部重伤，一直处在昏迷之中，到了医院的第二天就死了。温记者伤势严重，拒绝治疗，临终前还喊着‘打倒苏修，打倒新沙皇！’‘**万岁，万万岁！’的口号。我不知道翻译对我说的话是不是真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三人确实已经牺牲了。
和我一起被俘的战友都牺牲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一连哭了三天。可不，在其他三位战友都牺牲后，我再继续活着就是一种耻辱。这些天里我常常睡不着觉，反反复复地思考着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让我死去？
苏联人给我做了一个手术，把我嘴边的那块弹片取了出来。手术之后，我一连两三天处在昏迷一般的沉睡之中，大脑中一直混混沌沌，冥冥隐隐，有时觉得自己还在活着，有时就觉得自己已经死去。由于我脸颊上和嘴角处都受了伤，嘴角处刚做过手术，而脸颊与鼻子间还有一块弹片在肉里面，我的脸部肿得很高，痛得要命，常常扰得我大脑死命地跳着发痛。我的右胸被子弹贯穿，伤口严重感染，疼痛得让我浑身发颤。我的伤势还非常地严重，我依然在生死线挣扎着。可这种挣扎太痛苦，太受罪，又太没有希望。
我渴望着死去，因为我不想忍受这种煎熬般的痛苦；因为我一旦战胜了这种伤痛的痛苦，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