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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张超主动请求陪同徐溥一同还乡，本来也就是随便说说，毕竟座师还乡跟他一路，他不这么说话没办法交代。没想到徐溥竟然同意了，他也只好捏着鼻子跟这位老先生一起走。
徐溥跟张超并不熟悉，也不怎么赞赏张超的做事风格，但是他觉得张超的本质是好的，利国利民的事情也做了不少，也还顾全大局。
张超所说的三个有利于，这个时候已经流传起来，那些儒家顽固派当然很看不惯，但是徐溥这样的极品官员反而觉得他说的有理。只有做事的才知道，有时候必须知道权变，只是张超看来没有弄清楚原则和权变的关系，毕竟还年轻嘛，还要多历练历练。
如此一来，徐溥对张超的观感好了不少，当然张超领头为他说话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所以这一天相处下来，张超真心诚意的小心伺候，徐溥就有些感动，他觉得可以跟张超好好聊一聊，看看他到底是如何想的，也教一教张超官场的经验。
张超对于此时的明朝，说到底还是有些雾里看花，他跟着徐溥这么一交流，就发现老徐待在翰林院这么多年养望，又入阁干了几年，确实有不少心得，而张超来自后世，眼界比较开阔，很多事情不局限在儒家的观点，所以两人的思想交流就碰出了火花。
对于明朝的财税制度，两人都有一套自己的看法，是对是错，谁都难以说服对方，因为明帝国实在太大了，张超很多做法也许适合南方经济发达地区，可是要是到了北方，搞不好就祸害很大。
比如说赋税货币化这个政策，张超和户部都觉得要推行，这样确实有利于政府的运转，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但是在北方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徐溥就发现，在北直隶，现在户部要求不收粮食了，改成收银子了，老百姓看来也省了不少运输的花费，这是一件大好事。
可是具体执行时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老百姓手里没有银子，他只能在交税的季节把粮食贱价卖给商人换取白银交税，这样的结果就是老百姓负担并没有减轻，甚至加深了。
另外国家北方收不到粮食，只能通过漕运多从南方运粮，这样的结果是江南也出现了问题，比如说苏州空前的财税压力由来已久，老百姓用尽了各种办法逃税，国家执行力不足，也只能听之任之，能收多少收多少。
面对这样的局面，徐溥也没有办法，只能是能拖就拖，尽量使用循吏，所以他特别重视官员的道德问题，认为只要官员一心为民，就可以避免很多麻烦。
张超来自后世，见识过官员的种种嘴脸，他很是不屑的说道，“读过几本圣贤书，就知道爱国爱民了？徐先生您这是掩耳盗铃，太祖皇帝用严刑峻法都没有办法阻止贪污，更不要说现在了，贪污早就是习以为常。”
徐溥听出了张超的不屑，他微微叹了一口气，“圣明如太祖皇帝都无可奈何，何况老夫这样的凡夫俗子，也只能坚守成法。
官员们多读点圣贤书，心中有畏惧，总比没有底线的胡作非为来的好。
老夫不喜欢你与阉宦交往过密，就是因为彼辈大都是小人，为人做事不择手段。子卓，你才干卓越，你欲追求事功，可以与此辈虚与委蛇，但是你不能被此辈迷惑了内心，要知道你是进士，是士大夫。”
张超非常清楚徐溥这个让步代表着文官集团的最后决定，你可以与太监交往，但是你要记住，你是士大夫集团的一员，别搞错了立场，这个态度事实上非常的严厉。
张超很郑重的站了起来，深施一礼，“学生明白，绝不负阁老所望，学生永远都会记住，学生是进士，是士大夫。”
徐溥也是长出了一口气，这种话说出来基本相当于摊牌，如果张超不接受，那就真的麻烦了，幸好，幸好，此子总算没有让他失望。
徐溥这个时候，脸色红润了一些，他有些高兴的转移了话题说道，
“汝出京前的那几份奏折老夫都拜读过了，确实写的不错。王三原本来对你刚出仕就主事钞关有所异议，但是听完你的几条之后，他就改变了看法，觉得你可以做好这个主事，你要好好珍惜这个出外的机会呀！”
张超则是有些苦恼的把萧敬的要求说了出来，“浒墅关钞关一年收入也就几万两银子，就算增加五成，也不超过十万两，学生自信能够做好。
但是让学生去苏州讨要欠税，这实在超出了学生的能力范围。要的少了，朝廷不满意；要的多了，吴人不满意，这个分寸确实有些难以把握。苏州是钱粮重镇，要是闹出事情，就是举国震惊。”
徐溥听完也有些担忧，他没想到天子是这样的想法。苏州欠税是开国遗留的历史问题，太祖把苏州的税定得太高，超出了老百姓的接受范围，到现在累计欠税达到几百万钱粮，几乎是苏州好几年的赋税。
所以当地已经习惯了欠税，国家对于这样的财税重镇又不敢乱来，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场博弈。国家控制力强，苏州就多交点税，控制力薄弱，苏州就少交，甚至闹事不交。
这个时候已经是弘治年间，士大夫集团控制政权，苏州人欠税愈发上瘾。可是现在偏偏遇到了黄河大水，皇帝自己都节衣缩食，所以苏州的欠税问题已经是众矢之的。
皇帝有想法让张超去收税也是情理之中，谁让他去年那么厉害搞了那么多钱粮。
徐溥是宜兴人，当地税虽然比不上苏州，但也是出名的高，如果他是一般官员和士绅，他也不赞同朝廷在苏州大力勒索，但是他在内阁处理过国事，知道有什么不得不有所牺牲，毕竟相比于北方九边，苏州很富庶，多承担一些责任也是应该的。
对于张超的苦恼，徐溥感同身受，但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两人又聊了一会，张超就告辞离开了。
第272章 三篇策论（）
回到自己的船舱，张超想起跟徐溥的交谈，他发现中国古代优秀的士大夫确实是国家的精英，以国家为己任不是白说的，他们是切切实实在做，但是因为历史的局限性，他们有的时候只能是在原地打转，甚至走回头路，比如此时的明朝的这条内卷式发展模式。
历史已经证明这条道路就是一条死路，既没有扛过满洲的入侵，也没有挺过西方的殖民大潮，最后陷入到历史的深渊中，所以必须要改革，甚至要革命。而对于这些士大夫则需要改造他们的思想，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很快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王阳明就要出世，但是他的心学并没有完成救国救世的重任，反而在摧毁了理学的同时，造成了思想的混乱，所以当明朝遇到危机时，士大夫们集体堕落了，袖手旁观，一无所成，最后眼睁睁的看着亡天下。
所以张超要做的首先是改造思想，寻找自己的同路人，他现在有钱，有地位，有名声，有宣传工具，那是不是可以试一试呢。
李富贵是兵家思想，陈克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西方是国富论，果然英雄所见略同，要做事就需要先立言，那么张超需要什么或者说他需要什么样的治国思想。
他翻出了研究多时的大学衍义补，他决定来一个集众家所长，从经济和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两千多年的治乱循环，现在是需要抛开四书五经了，而且他身边正好有一个博学，经验丰富的士大夫，那就先开始两人的思想碰撞吧。
张超准备了三篇策略，论财富，论义利，论人口，从三个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他的治国理念。
张超通过对历史的不同解读，从劳动创造财富开始，驳斥了财富有数论，说明了劳动工具的改进带来了财富的增加和国力的提升。结合他的发家史，他提出了第一个重要观点，生产力水平决定统治方式，张超认为要重视工匠，提高工匠的地位，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张超分析了他对三代的理解，认为三代时期刀耕火种的生产力水平极端落后，财富稀少，因此才会出现无数邦国，并且三代的统治核心地区十分有限，所以儒家赋予三代的种种假想都是空想，井田也只是适应那个时代生产力的产物。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金属工具的大范围使用，牛耕的推广，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这才有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最后秦国一统天下，根源在于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导致的财富增加，让邦国有能力去扩张，典型的代表就是鸿沟和郑国渠这样大型水利工程的出现。